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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徐乐天,1925年3月出生在天津市西南50多里的王庆坨。1944年,北平大学医学院在华北地区招生,我在600多个考生中,出人意料地考了个第二名,如愿进入了北平医学院学习。
1949年2月,我在北平大学医学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跨越。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我一毕业,就被分配到了卫生部。

 


    
进藏:我一拍胸脯,去!
我一到卫生部,就随一个访问团去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这个团是周总理亲自组织的,有上百人,团长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沈钧儒,副团长是时任新闻总署副署长的萨空了。这是我一生工作的开始。
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老百姓对共产党还不了解,所以访问团的主要目的,就是给老百姓讲共产党的政策,并给穷苦的老百姓发放一些物资。除了宣讲政策之外,我们也开展了一些医疗活动。在露天的地方摆上桌子、凳子,老百姓排队来看病。当时,西安和兰州卫生条件很差,小孩得沙眼、头癣、烂口角的很多,成年人梅毒和淋病的感染率达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这都是卫生条件太差造成的。虽然我们的工作很辛苦,但大家一点也不觉得累。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也就是“十七条协议”。中央派张经武(开国中将,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将军带领14个人,争取以最快的时间到达拉萨,执行“十七条协议”。这14个人中要有一个大夫、一个护士、一个司药。那时候,从部队里调一两个党员的司药、护士很容易,但要找一个大夫马上跟着走,就不太容易了。他们找了几个都没成,最后,找到我,我一拍胸脯,去!
当时,说是3个月的任务。那时入藏陆路还不通,我们是跟着张将军走海路去的拉萨。1951年6月13日,我们从北京出发,乘火车专列,先到广州,再到香港,在香港办了出国手续和进藏手续。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分成两批,张将军带着4个人坐商用飞机先走了,我们剩下的9个人带着六七十只箱子——箱子里是礼品和必要的物资,乘坐一艘很小的商船,从香港出发,到印度,再从印度进入西藏。
7月底8月初的样子,我们到了亚东。亚东是一个小镇,海拔2300多米,处于喜马拉雅山的山口,气候比较好,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从那儿进藏,实际上是爬高坡。随着海拔的升高,气候也变得变化无常,白天一会儿下雪,一会儿下雨,有时是穷山恶水,有时是奇花异草,可以说是气象万千。
9月8日,我们9人终于到达了拉萨。而张经武将军他们早在8月9日就到了。根据“十七条协议”,我们的一切安全和生活保障,都由地方政府负责。
刚到拉萨时,当地的医疗状况很是落后。1951年前,拉萨医疗机构很少,我知道的一个是医药寺院,就在布达拉宫右边的甲骨山顶上,寺院里有医药喇嘛。还有一个门孜康,“门”是医药的意思,“孜”是天文历算,“康”是房屋、居所。门孜康我去过,主要负责人是个四品官,叫钦绕诺布。他会种痘。但有的人种完痘后,就腐烂、化脓了。
当时,中央给我们所有进藏人员的任务有三条:一是做买卖,二是看病,三是搞好统一战线。我和从部队抽调来的一个司药、一个护士在18军大部队的卫生人员到达之前,也开展了一些基层的医疗工作。
有个贵族叫索康,比较开明,对解放军态度也比较平和。他派他的家奴牵着马到我们住的地方,通过翻译说,他要请人看病。在经过当地的一位四品官同意后,我和一个同伴带着医疗包去了他家。看完病后,他们再用马把我们送回去。这种看病也可以说是礼节性的,因为都不是什么大病、重病。
有一次,一个贵族的女家奴生了小孩,小孩生下来了,但胎盘没下来。他们惊慌失措,那个贵族就找我们去看。问清楚情况后,我们戴上手套,给她冲洗、检查,发现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就是胎盘卡在了子宫口,所以很顺利地就解决了问题。
我们还到色拉寺一位活佛那里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52年春天,拉萨天花流行之前,我们去给他种痘,还有一次是给他看普通的病。
那时候,我们医疗人员是可以公开活动的,不穿军装,所以走在街上老百姓拦住了想要看病,我们就立即可以给他看,到他家去看也行。在天花流行的那段时间,有些没有种过牛痘的老百姓感染天花后,往往会出现一些爆发性的症状,严重时会出血、高烧。这种情况当时不容易治愈,有人甚至因此而丧了命。
    
开设医院:我成为年轻的外科主任
到1952年9月,从内地去的医疗队人数已经很可观了,有西南医疗队、西北医疗队、北京医疗队、18军卫生部医疗队,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小组,医务人员加在一起有几十人。以这些人为基础,张经武将军和18军的张国华军长于1952年9月8日组织成立了拉萨市人民医院,也就是后来的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这是新中国在雪域高原成立的第一个现代化医院,应该说是解放军的功劳。
医院成立的时候,西藏的很多地方官员都参加了。医院由18军卫生部的负责人张学彬任院长,孔宪云任医务主任,内科主任是西北医疗队的崔静州,我是外科主任。医疗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手术设备,尤其是眼科医药设备带得很齐。医院有30张病床,可以住院。从住院、打针、吃药、输液到手术,都是免费的。
那段时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治疗案例是,做了一例盲肠切除术、一例宫外孕手术。还有个藏民在整理炸药时炸药爆炸,把面部炸伤了,他的家人很恐慌,把他抬到医院。清创处理完后,才发现他伤得并不是很重,没有伤及重要的器官。病人一个星期左右就出院了,家属很感激,还坚持给我开了一个感谢会,当场宣读了感谢信。当时,院长和院里的很多医务人员都出席了。
高原地区光照强,所以白内障很多。医疗队带来的白内障手术器械很充分,但就是没有眼科大夫。我在眼科实习了过一年,就硬着头皮上阵了。那段时间,我们一共做过23例白内障切除术。第一例是解放军的一个连长,手术很成功。第一例藏族患者的白内障手术,是给一位50多岁的老大娘做的,她叫白玛。当我给她取出已经钙化的晶体时,她马上就有了光感,大喊“嘎布睿,嘎布睿!”(音,意思就是“是白的了,是白的了!”)实际上,那还不是手术效果的全部,还没有看到东西,不过她就已经很兴奋了。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也很振奋。后来,18军卫生部文工团还以此病例为题材,创作了一个剧本进行演出,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1953年4月,我因为工作安排,离开了拉萨。虽然,驻藏只有短短的两年,但那仍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段珍贵的经历。
据《文史博览》 徐天乐/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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