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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明 陈铎 瞿弦和 鞠萍 苏京平 王晓佳 讲述声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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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夯石(张琳)董岩 陈文 常江  来源:  时间:2018-10-08

  四十年前的那个日子,总被人唤作“春天”。对于中国人而言,这个不平凡的日子的确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它使万物复苏、万舸争流、万芳竞妍……

  四十年后的今天,回首1978年12月18日-22日那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谁能说不曾受惠于它,谁能说不曾因它而改变?

  本刊记者多路出击,以全媒体方式采访了播音主持、影视、戏剧、音乐、体育等领域的代表人物,倾听他们关于“春天”的记忆,感怀他们关于“道路”的自信,讲述他们自己的不平凡的心路。

  广播从发明算起不过112年,而电视的发展尚不足百年。与广播电视相伴而生的播音与主持在我国尤其是一个新兴职业。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播,呼号XNCR。电视的发端晚于广播20年。广播电视的播音与主持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边缘性学科,它涉及到传播学、新闻学、语言学、播音学、社会心理学和美学等多种学科。目前,我国有播音主持专业的院校达到600所以上。

  此时此刻,让我们走进播音主持人的记忆深处和火热当下,倾听并感怀那些与大时代相对应的经典作品和经典瞬间,倾听那些亲身经历所折射出的道路自信与心路曲折。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较早的一批播音员之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那浑厚的声音曾随电波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

  方明多次对笔者讲过:“我是老师们一句一句带出来的。”

  方明最初学的是无线电发射专业,广播大楼建成后,急需播音员。1958年4月,他被调至中央控制室录音科任录音员,从此与播音结下了不解之缘。方明曾多次参加天安门国庆游行和阅兵实况转播工作。除参加日常新闻类、专题类、文艺类播音及教学工作外,还经常参加党和国家重要会议及阅兵、重大仪式的播音转播工作。方明参加播音的许多节目曾获得“亚广联文化基金会奖”、“全国首届录像片大赛一等奖”、“全国第三届电视文艺星光杯一等奖”、“1992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首届播音主持作品政府一等奖”等各种奖项。如《流水操》《清明上河图》《黎明前的交响》曾获“亚广联文化基金奖”;通讯《在大海中永生——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获中国播音与主持作品一等奖。

  在天安门城楼转播阅兵式

  有人说:方明是用声音记录时代的人。方明认为过誉了,他说:“这是整个广播群体的成果,像齐越、夏青、林田、潘捷、费寄平、葛兰、王欢等都属于这个群体,我只是广播事业长河里的一滴水。在这些年的播音工作中,我的确碰上了播报一些重大新闻事件的机会,不过不单是我,其他的播音员也会承担一些重大新闻的播报工作。我也担任过《新闻和报纸摘要》《阅读和欣赏》等栏目的播音工作。然而无论事件大小,每次播报之前,我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背文章、查资料,脚踏实地、仔细谨慎地做好播报。比如我背东西,就是一句一句死记硬背,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如果问我如何能读好一篇文章,我可以告诉你很多技巧,包括篇章结构的分析、句子的分析、情感的表达。但若说背一篇东西,我只有死记硬背。在死记硬背把它背下来之后,我再去润色、体味,想办法把它最精华、最感人的地方表现出来。我的工作特点更多的是播送中央发布的文报、新闻和记者采访的一些通讯、专稿。我的主要任务是把这些文章读好,分寸、火候、感情、态度要求非常准确,这是第一位的。特别是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很多细微的表达,要求我们必须做到严丝合缝。首先你要考虑到,你传达出这个内容之后,广大老百姓能不能听得懂,能不能理解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你的解疑释惑的能力是不是很强,永远、绝对不能走样,这是第一位的要求。所以背的功夫可能就逐渐弱化了。通常我们阅读、试读的能力很强。我可以做到几千字、上万字一字不错、一字不落地把它读下来。比如说1984年国庆三十五周年,我和王欢老师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转播国庆三十五周年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我们两个人,每人都要读一万二千五百字的稿子,从早晨九点四十五开始,一直到十二点半,站在那里就读这些稿子,而且还要配合队伍行进。因此必须要照着念,一个字都不能错,因为全国都在转播。要是你出了一个错,广大群众是不会答应的。同时还要跟队伍配合得非常齐,比如王欢在介绍地对空导弹的时候,我就得注意大北窑那个方向,看天空,只要一看到飞机,我就要让王欢停下来,我就要开始介绍飞机:第一架飞机是什么机型,第一梯队是如何如何……大轰炸机过来了,而且是要拉彩带、烟雾的,当我介绍到的时候,飞机正好飞到天安门中间,必须要把握好这个时间……”

  方明回忆说:“78年前,‘延安精神’让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红色电波声震长空。而今,78年过去了,广播人不能丢的,还是这种‘延安精神’。什么是‘延安精神’?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对于我们广播工作者来说,就是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好播音工作,才能对得起前辈们创下的这份事业。我始终记得1959年广播大楼建成那会儿,周总理来视察时讲过的话——周总理对当时刚播完音的齐越老师和潘捷老师说,广播大楼建成了,比起延安窑洞来,条件好多了,你们要用‘延安精神’做好工作。多年来我一直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用‘延安精神’做好播音工作。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最初几天里,整个通讯联络都断了,还是要靠广播来沟通,当时中央向抗震第一线调拨了几十万部收音机。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广播的不可替代性,它是老百姓离不开的。广播的力量绝不可轻视。”

  继续为老百姓做好服务

  现代通讯业十分发达,但广播的地位却一点也没有动摇,方明对广播事业的未来与发展充满信心。

  他说三网融合工作是对电视、广播、网络整个资源的整合,这为广播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通道问题。“广播现在不仅仅只有声音,还可以有图像了。这样一来,广播、电视、网络就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所要比的就是节目的质量和多样性了。广播工作者能不能做出让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喜闻乐‘听’的节目才是未来发展的关键。这就要求你做的节目必须吸引人,让广大听众觉得离不开。归根结底,还是要为老百姓做好服务工作。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不发展广播事业的,哪怕美国这样的电视娱乐、互联网极为发达的国家也在大力发展广播事业。毕竟相比较而言,广播的投入与产出还是比较划算的,它虽不需要很多的设备,但传播的力度非常大。展望未来,广播事业还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

  方明老师如今虽不在播音岗位上了,但他仍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努力引导和培养年轻的播音人才。几次采访方明老师,他都对年轻主持人、播音员寄予厚望,但也流露出一些担忧,“我们是桥梁、纽带、喉舌,这个意识永远不能丢!特别是年轻的播音员主持人,要努力使我们的节目内容、语言,使我们的情感,真正地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要正确地阐释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变成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

 

  1983年主持中央电视台热播 大型系列专题片《话说长江》

  陈铎: 用朗诵讲好中国故事

  □本刊记者 夯石(张琳)

  1958年,中国创办了第一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这一年秋天,20岁的陈铎加盟中央广播电视实验剧团,为中央电视台提供非新闻类节目内容。1981年,陈铎担任业务秘书,有一天中午没回家,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的编导找他,要他约两个人去试音,为《丝绸之路》解说……

  陈铎并不知道这毫不起眼的一次试音,不仅将改变他一生的命运,也注定为中国电视播音主持史留下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我们聊着聊着,他突然问:陈铎,你解说过吗?”陈铎和同事们当时负责中央电视台文艺节目的制作,可以说是中央电视台的人,也可以说是小一点的单位——中央广播电视实验剧团的人。平时大家都在一个大院进进出出的,那个编导有时看见陈铎拿着录音机采访,有时看见他拿着照相机在某些场合拍照,还看见他画布景、调灯光,广播剧场的灯光改造,他也参与,室内的电视节目,他又是表演又是制作……人家不知道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后来那个编导说:“陈铎,干脆你来解说得了。”

  在解说《丝绸之路》中的《楼兰之谜》时,陈铎加入了自己的感情和主观色彩,这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之后,《丝绸之路》到日本制作,许多日本人惊讶中国竟然有这样的主持人,觉得陈铎的气质很特别。陈铎回忆说:“《丝绸之路》是用胶片拍的,每集40分钟,从第一秒到最后,都得坚持住,同步录音,一打板儿,开始解说,中间错了,就得重来,没办法接。当时电视新闻也是这样,但时间短,这可是40分钟呀!当时的技术条件只能做到这样,胶片和录音带要同步走,打板儿的那一声,是声音的起点,同时,画面‘54321’开始,起点同步,长度才能一样,否则就错格了。现在看来毫不起眼,但当时是必须苦练的基本功。”

  七八个人创造的经典之作

  1983年中央电视台热播大型系列专题片《话说长江》,时年43岁的陈铎以银发飘逸、大气儒雅、风度翩翩的主持风格红遍全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了,正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我们的电视节目才得以不断创新和发展。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话说长江》,如果不是改革开放,那我们可能还会停留在过去那种严肃有余的状态。在《话说长江》中,我们用了中国观众熟悉的‘且听下回分解’的章回体形式,我和虹云也开创了双人主持的先河。之后连《新闻联播》也采取了男女双人播报新闻的方式。电视节目靠一两个人是完成不了的。当时我们只有七八个人,各司其职,尽心尽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帮助,互相协作。改革让我们敢于突破、敢于创新,创造了很多宝贵的先例,比如解说稿,我们就动员了专家、作家参与。同时增加了与观众互动,而不是板着面孔说教。那时候每天都收到几麻袋的观众来信。当时还破天荒地向全国征集主题歌的歌词,还搞了话说长江音乐会,也可以说是空前的一种创新吧。之后我们又趁热打铁制作了《话说运河》。”

  以前,陈铎拍戏演别人,做广播只闻其声,做其他工作又躲在幕后,从《话说长江》开始,陈铎露脸了,又到了台前……在《话说长江》中,陈铎本色出场,不加任何修饰,以自己的学识、真诚和平易打动了众多观众。自此,那些不像传统播音员的有内涵的学者型主持人开始不断出现。主持人参与到纪录片中,《话说长江》算是一个开端。慢慢地,观众接受并喜欢起这种方式,陈铎也和虹云一起成为当时非常火爆的电视明星。

  “我想象着和观众朋友坐在一条板凳上,我搂着观众的肩膀来介绍,而不是像个教师爷,我把自己的位置调低了,同时也就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所以才会有亲切自然、娓娓道来的感觉。”之后,陈铎又主持了《话说运河》等大型纪录片,电视解说风格日臻成熟……

  陈铎说自己是随着中国电视业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他举了当年拍《话说运河》时第一次体验海陆空立体交叉拍摄的尴尬和不易,“拍《话说运河》时,直升飞机在上面,我在船上,一边航行一边解说,这种海空配合,也是第一次尝试。当时,直升飞机用了减震器型的,在离我一百米左右的空中拍我,那时候报话机的直径范围只有50米到100米,而且还要报公安部特批才可以使用。直升飞机在100米左右拍摄时,我解说的声音就不太好,飞机一‘转身’,声音又没了,配合起来非常难。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用绳子拴一条毛巾,往下搡一下是‘开始’,两下是‘停’,三下是‘再来一遍’,可是毛巾在风中经常抖动,我根本看不清是几下,当时船上、岸上、空中都有摄像机,是海陆空立体交叉拍摄,我解说时既要自然,又要与镜头配合,还不能老看天上(直升飞机装载的摄像机)。就这样,拍出的片子中,我一会儿出去了,一会儿又进来了,如果把人保留全了,画面就‘哗哗’地抖动……说明当时的技术跟不上艺术的需要,而艺术是要靠技术帮助完成的。”

  用朗诵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十多年前第一次采访陈铎时,他就跟笔者说过,“不当主持人可以,但下辈子我还搞电视、搞广播,无论台前还是幕后,我都愿意。半个多世纪,我干过许多行,但都跟电视和广播有关,即使当年没上北大我也不后悔,否则我比现在还要书生气,还要不懂社会。但我懂工农兵,懂共产党,我在以我的方式爱国、爱人民。”

  改革开放这四十年,给了陈铎更宽广的舞台、更远大的目标、更丰富的人生,他说改革开放让他浑身都是劲儿,真有种肋生双翼的感觉。

  不过,陈铎也不无忧虑地表示:以前技术不行的时候,人行;如今,技术行了甚至达到了高精尖的水平,人又不行了,“不少年轻人缺乏我们当年那种干事业的拼劲儿、钻劲儿和忘我劲儿。我们这一代人只是希望年轻人多看看我们走过的路、摔过的跟头,希望他们在这么优越的条件下能走得更远、飞得更高。我们当年的特殊性在于,我们是新闻单位里的一支文艺队伍,一般的演员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办公桌,几个人一个屋子,不拍戏就回家,而我们每人一个办公桌,剧团是一级机要单位。这里没有文艺圈的气氛,政治要求比较高,老同志们至今都想不起来谁和谁红过脸。领导说,你们要面对话筒、面对镜头,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我们觉得崇高极了,一丁点疏忽都不能有,因此养成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从台上台下的绝对时间来看,陈铎的确是更侧重幕后工作,如今在多数演出活动中,除了朗诵一两首作品外,陈铎更多的是在舞台上起到节目衔接和串联的作用,是一个不像主持人的“主持人”,也可以说再度走到了幕后,但对于陈铎来说,“台前”和“幕后”同等重要。他不仅干回了老本行——表演和朗诵,更将几乎全部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朗诵艺术的普及和推广工作中。“改革开放四十年了,中国电视走过了六十年,我退休也已经十年了,的确感触很深。我一直在想,我们的很多节目都离不开语言和表达,戏剧、电影、电视,播音员主持人,几乎所有文艺样式都必须要有一项基本功,那就是语言的训练。而朗诵是一个最好的训练方式,于是我就跟一些老朋友曹灿、方明、殷之光,大家一起手拉手搞了个朗诵会。通过努力看到这一两年朗诵活动越来越多,朗诵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虽然与五十年代的活跃程度还是有些距离——那时候工厂、机关、部队,甚至田间地头,很多人张口就能朗诵诗,赛诗会层出不穷——但现在我们已经很欣慰了,终于看到一台晚会,如果没有一个朗诵,简直就不能把主题很好地和观众共鸣。我现在更多的力量都释放在朗诵方面,我还愿意在朗诵的普及提高这方面继续多作为、多努力。”

  陈铎说,朗诵是能直接走进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艺术形式。“朗诵也好朗读也罢,都是把白纸黑字转化为一种触动人内心的力量,同时朗读又可以传递情感、传播思想、传承文明。我们现在大多是通过跨界组合的方式,用诗歌朗诵会的表现形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对未来广播电视的发展,陈铎充满信心:“现在信息技术、自媒体发展很快。就像当年广播电视的发展对报纸的影响一样,好像都会被替代似的,但恰恰表明这些媒体依然会存在。当然群众的期望肯定会越来越高,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担子不会越来越轻。我相信广播电视还会在竞争中有新的发展。”

 

  主持《永远的长征》《复兴之路》《我们的旗帜》《胜利与和平》等重大晚会

  瞿弦和:退休后为“文化自信”忙碌

  □本刊记者 董岩

  老子曾说,天地为什么长久,是因为天地是以万物的生命为生命,她对万物既没有恩怨,也不求报答。做人也应该如此。花甲之后的瞿弦和和夫人张筠英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他们一个是中国煤矿文工团前团长,一个是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每到逢年过节,尤其是教师节的时候,曾经的下属和学生都会打电话向老团长、老教授问好。

  听说是关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相关的采访,著名播音员、主持人瞿弦和老师感慨体会颇多,他坦言自己是亲历改革开放全过程的人。“已经退休六年,近五年不仅没有休息,反而更加忙碌——成功申报两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为中华文化传承做贡献”。

  “四化干部”是工作狂人

  瞿弦和老师1944年出生于印尼苏门答腊,6岁随父母回国。“很多人以为我是华侨富商的孩子,其实不是。我父亲是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参加者,父母就像郭沫若那批人似的,流亡海外的老革命,爸爸教数学,妈妈教体育,建国后就回来了,所以我是‘红二代’。”1955年7月1日在中山公园中山堂,瞿弦和给毛主席献了花。1965年,中戏毕业,瞿弦和响应号召,奔赴大西北青海。

  1967年3月,瞿弦和和张筠英结婚了。婚后,他们却开始了8年的两地分居生活。青海民族歌舞团、话剧团的锻炼,对瞿弦和日后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影响。瞿弦和喜欢绿色,因为中戏的校徽下面有一道绿色,象征舞台,寓意青春,又有宁和、宁静之意,青海的草原更增添了他对绿色的酷爱,以至于后来中国煤矿文工团的高楼外墙、办公室及演播大厅的椅子都是绿色的。1973年,瞿弦和从青海调回,一家人得以在北京团圆。

  “业精于勤”是瞿弦和的座右铭,他对业务总是要精益求精。“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干部队伍‘四化’思想初步提出的时期。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就是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此方针提出后,当年,一批年富力强的业务尖子成为各文艺院团的团长,37岁的瞿弦和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1982年瞿弦和被群众选举成了煤矿文工团团长,而他这个团长当了30年。在团员眼中,瞿弦和是个拼命三郎,每天忙个不停,他的时间表总是排得满满的,按照妻子张筠英的话说:“瞿弦和就是一陀螺,小鞭儿就在他手里,天天抽得自己团团转。”

  当年在青海翻山越岭地演出、锻炼,不仅劳其筋骨,也锻炼了瞿弦和老师坚强的意志,虽然后来当了团长,却总和团员出现在老旧矿区,煤矿文工团演出的地方往往是条件简陋的井口、食堂,以及矿井下逼仄昏暗的“掌子面”。有些矿道仅容得下一人钻过,得前面的人拽着,后面的人推着,异常艰苦。

  面对他的黑兄弟们,瞿弦和特别爱朗诵那首《煤啊,我的情人我的黑姑娘》。“你在我的眸子里噼啪作响/你在我的灵魂中璀璨闪光/追寻你是一种理想/逼近你是一轮光芒/煤啊,我的情人我的黑姑娘……”瞿弦和带着这首诗走遍了大江南北大小矿区,每当朗诵至最后一句,全场总是沸腾起来,齐声应和:“煤啊,我的情人我的黑姑娘!”此时的瞿弦和,心中是如此畅快。有一次,文工团在宁夏白芨沟矿演出,刚开完政协会议的瞿弦和随后赶去,下了飞机,经过5个多小时的山路颠簸才到矿上。两个多小时的演出结束,卸完台,已是夜里11点多,他又带着灯光师连夜返回,又是五六个小时山路,又是两个多小时飞机,9点上班时间刚到,他已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办公室。文工团500多职工对瞿弦和的评价为——非人也!他也获得了“乌金大奖”,在他眼中这个煤矿工人给他的荣誉比任何其他大奖都珍贵。

  其实瞿老师也承认自己的时间和经历分给文工团太多,留给家庭的时间太少,他说自己从上任的那一天就想做点实事,直到退休那天这个想法一直没变:“我希望大家看见我说这个人是干事的人,人挺好就行了。”影视演员张涵予、范伟、靳东、罗晋、苗圃、金铭、黑妹,声乐演员胡月、黄鹤翔、罗宁娜、曾静、陈倩倩、孙禹,曲艺演员连丽如、王谦祥、李增瑞等等这些为大家所熟知的明星,都是由瞿弦和带进文工团的。他在任期间还招收了中戏、北电、北舞、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专业艺术院校毕业生近百名,曾经在文工团工作过的演员们,也都非常爱戴这位老团长。

  一般来说,人到中年就开始讲究“养生”了,瞿弦和却完全无此念头,天天“吃吗吗香”,而且还说:“要是谁想问我点我不想说的事,不用打,饿我三顿就都招了!”他睡觉的时间很少,但他会随时补觉,累极了说声“我睡会儿”,话音刚落鼾声就起,三五分钟后,又是一张焕然一新的面孔。

  瞿弦和的妻子张筠英一直致力于广播演播事业,张筠英曾为中央及各地广播电台录制了千余篇文学作品,其中诗歌《一月的哀思》《风流歌》,长篇小说《北国草》《秋之惑》《你为谁辩护》《圈套与花环》等影响广泛。1987瞿弦和年被中央台列为十大演播家之一,1991年再次获得“优秀演播艺术家”称号。同样很忙碌还要兼顾几乎全部家务事的老伴张筠英对瞿弦和的忙碌经常会给予一些小讽刺,一次瞿弦和深夜十二点还在写工作计划,张筠英便对他说,她想改名。瞿弦和便问张筠英想改什么名,张筠英赌气地说她想叫中国煤矿文工团。谁知瞿弦和听完却非常认真地问她,那煤矿文工团叫什么呢?此语一出,让张筠英哭笑不得,只好说那叫张筠英吧。

  瞿弦和的忙碌一直到退休后也没有停下,忙碌已经成了他的习惯,而且他享受其中。退休之前,瞿弦和对于退休生活有着很多美好的设想,其雄心壮志包括操持家务,独揽厨房;侍弄花草虫鸟;上老年大学。而事实上,卸任后的前二十天里,瞿弦和就忙得没顾上回家,而给妻子做饭的雄心壮志也只在妻子病愈出院时实现过一次。

  他始终活跃在各大晚会主持一线

  2012年7月下旬,瞿弦和的工作发生了一些变化。离开团长工作岗位,但是作为著名朗诵表演艺术家和主持人,国家一级演员,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瞿弦和成了真正的退而不休。他的头衔还有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话剧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诗歌学会朗诵演唱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北京市语言学会朗诵研究会会长。

  作为国家大型晚会主持人,瞿弦和主持中央电视台及各地电视台各类大型文艺晚会,获中国视协首届“电视百佳”称号。舞蹈家陈爱莲的丈夫魏道凝曾讲述瞿弦和的主持功力,在陈爱莲的舞蹈专场演出前10分钟,魏道凝将自己临时创作的诗交给主持人瞿弦和,登台后他一字不差地全背下来,不少现在电视台的主持人也表示,上学时瞿弦和的朗诵作品作为他们教科书级的重要资料被模仿、学习。

  近年来瞿弦和主持了几乎所有重大晚会,包括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永远的长征》《小平你好》、建国六十周年的《复兴之路》、建党九十周年《我们的旗帜》、抗战七十周年的《胜利与和平》。对这些重大晚会的主持,给瞿弦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在建国六十周年《复兴之路》的演出中,舞台的高度和坡度是一道难题:“晚会舞美设计宏大壮观,我们这段主持是以朗诵展示,必须弯腰走到大平台后面提前候场,然后迈上近30个台阶,登上平台最高处。整个平台是倾斜的,我们从最高点开始朗诵,边走边说,不能滑倒,我们年龄都不小了,既要配合音乐,又要正确走位,对我和丁建华都是严峻考验,每场完成任务在击掌庆贺时,都会不约而同地说:‘千万不能大意。’”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胜利与和平》的晚会,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演出,有百位抗战老兵隆重入场。彩排时均由工作人员代为走台,音乐声中瞿弦和在幕内有画外音,合练成功后,确定了语速。“但正式演出那天,入场的老战士都是90岁以上,还有百岁老人,有人搀扶,有人陪伴,比彩排时慢了许多,语速可就要临场适应了,我看着舞台监督的手势,手心向下就要缓,向上就要加速,致敬的词必须在关键处突出,真是不一般的画外音!主持词根据编导组指示,每天都会有变化,有删减、有增加,甚至是一两个字、一个标点符号,还有改动后又改回原词的。我们头脑必须清醒,必须适应,注意力要集中,要准确无误,这可是有相当难度啊!”瞿弦和说。

  建党九十周年晚会的导演是陈维亚,他对主持晚会的瞿弦和和朱媛媛说,这样重要的活动,主持人要有国家级风度,从上场的步伐、转身、退场都要把握体态,不能放过每个细节。“主持词每个段落都有不同的切入点,我们一起研究,注重从不同角度把握基调与风格,这是一次难忘的实践。”对于瞿弦和来说,每一次晚会的主持都是学习之旅,他从未放松过。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文艺晚会上,瞿弦和的主持搭档是军旅艺术家、主持人刘小娜,瞿弦和回忆这次他们排练很刻苦:“第一段的气势昂扬,第二段的深情回想,不失力度,更要掌握分寸感,是对主持艺术的又一次探讨。”

  2016年1月16日,瞿弦和参加主持了《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2016春节大联欢》;2018年2月17日,参加主持《奔跑吧,新时代——2018体育嘉年华》;今年5月,瞿弦和参加了第二届中国匠人大会,并被授予“中国手艺传承推广大使”称号。此外他在中央及各地电台录制大量长篇小说、诗歌、散文、寓言、广播剧,演播的小说《北国草》《唐山大地震》《西部歌王》等,获得广大听众好评。朗诵的诗歌名篇《秋歌》《雷锋之歌》《风流歌》《大堰河,我的保姆》《小草在歌唱》《我是青年》以及长达三十年的《黄河大合唱》的朗诵,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被列为“全国受听众欢迎和喜爱的”十大演播家,广播剧两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长期担任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话剧“金狮奖”、中央电视台电视小品大赛、全国“夏青杯”朗诵大赛、中国传媒大学“齐越节”比赛评委。同时常年担任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客座教授。 

  瞿弦和老师的时间一直都排得满满的,他说他的十六字口诀是:“爱吃就吃,想睡就睡,能玩就玩,该忘就忘。”虽然退休了,他仍旧奉行“宁可累死不能闲死”“小车不倒只管推”的原则。

  一直在发挥余热

  “今年是我退休的第六年,退休以后原来是打算发挥余热,没想到一路忙下来比在任的时候还要忙碌。”记者几次采访,瞿弦和老师不是在广州演出,就是主持晚会在对词,他的行程始终排得满满的。不仅演出,这五年他还推动成功申报两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为中华文化传承做贡献。“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文化经典,国家艺术基金项目‘重温经典名家名篇朗诵会’立项以后,我们已经在全国25个城市巡演。”瞿弦和告诉记者,通过老中青三代表演、朗诵、演播、配音艺术家,将中华文化中的经典诗词(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近现代诗人作品,在舞台上呈献给人们。演出后,各地掀起了诗歌热。“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和当地孩子们一起表演、朗诵经典诗词,是让我很感动、难忘的事。”

  2014年“世纪诗人专辑拍摄工程”启动。该工程选择艾青、臧克家等五四运动以来的多位诗人,包括已故或者健在的、90岁以上的诗人作品,一诗一景,将其代表作品以电视诗会的形式播映并制作成音像制品。瞿弦和和妻子张筠英担任了艺术片《世纪诗人作品》的策划拍摄工作。“现在已经完成徐志摩、闻一多、艾青三位,目前正在拍摄贺敬之、李瑛、郑敏三位诗人诗集。将有中国作协提供的30位‘世纪诗人’列入拍摄计划,艺术顾问式吴思敬教授。”瞿弦和介绍,该片一集90分钟,将诗人的20首代表诗歌请老中青三代艺术家朗诵,并拍摄成音像制品,使诗作立体化、形象化,有的作品还运用音乐小品演出来。”找老艺术家录制朗诵诗歌名篇,瞿弦和和张筠英做得一丝不苟。张筠英说:“棘手的事情,没有一件事当中没有的,但是我们用良好的心态尽力解决。”

  请老艺术家周正录制徐志摩的诗时,他已得了帕金森症,他们需要想很多办法让画面不显得那么抖。他们请曹灿老师、殷之光老师等很多老艺术家共同完成创作。随着拍摄制作,一些老艺术家相继去世,纪录片中他们的影像、声音也成了最后的作品。瞿弦和说他是肩负着责任和使命在工作,项目经费不足,他们就想尽办法搭人情用资源也要做好:“我是宁可累死,也不能闲死。因为朗诵能够发挥我的余热,我心甘情愿,我们做的是件有意义的事情。最让我觉得自豪的是,随着我们工作的推进,在全国掀起朗诵、读书热潮,各地都在举办阅读季、朗诵会、诗会。” 瞿弦和诚恳地说,“社会上的活动,只要是需要我,无论是表演还是下基层,我一定会热情地参加,自己现在的年龄正是发挥余热的时候。”

 

  1985年6月1日,《七巧板》以及鞠萍姐姐正式和观众见面

  鞠萍: 我还是最爱 我的北京

  □本刊记者 董岩

  1984年,鞠萍在央视第一次出镜。

  34年来,作为第一位专职青少节目主持人,“鞠萍姐姐”伴随着几代少年儿童的成长,她纯真甜美的形象、自然活泼的主持风格赢得全国小朋友和家长的喜爱。见到生活中的鞠萍姐姐,虽然容貌、身材已经发生变化,34年来她的发型却从未改变,真实、坦诚、热情、率直的个性更是从未改变。

  无畏孩子们叫“奶奶”

  改革开放的40年,也正是我国广播电视传媒行业发生深刻变化的40年,“我从10岁起就在广电部院子里面唱歌,老一代的播音艺术家们,小喇叭的编辑、孙敬修爷爷、徐文燕老师、康瑛老师都是我童年敬仰的人,没想到自己能成为其中的一员。正是改革开放给广播电视事业带来蓬勃发展,才会不拘一格将人才,把我这个幼儿师范毕业生特招入台。荣幸能成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而且还在荧屏上留下痕迹,给两代孩子带来童年回忆,感恩党的培养、电视台的厚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我的今天。”

  不上节目的时候,鞠萍无畏素颜,也无畏别人说她成为“奶奶”,也许已经习惯了大家说这工作让她显得年轻,但鞠萍觉得心态特别重要,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中,鞠萍姐姐总是满脸笑容,感觉还是小时记忆中电视里的那个人,她的乐观、积极、热情会很快感染、带动周围的人。“一个人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你总是非常快乐,这能够体现在你的面貌上。少儿节目主持人这个工作确实给了我一个纯真的世界。” 作为家喻户晓的名嘴、中国主持人“金话筒奖”得主,十年来,鞠萍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幕后,目前,在央视主要负责少儿节目的审片及金话筒评奖和主持人的管理,同时,也是一些少儿节目的制片人,因此小朋友们鲜有机会在屏幕上看到她主持节目的身影。“我那个年代有董浩叔叔、金龟子,后来《大风车》出了月亮姐姐、周洲姐姐,《动画城》又有了小鹿姐姐、哆来咪。现在的孩子已经不怎么认识我了,他们都是看红果果、绿泡泡、芝麻哥哥,说明我们这小接力棒传得特别好。当今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三台合并后,给了主持人更加广阔的天地。老主持人要放下姿态,向年轻人学习,才能跟上新时代的步伐。”她说,自己的节目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新老交替很正常,而“鞠萍姐姐”似乎是个不变的称呼。

  至今仍旧保持过去的节俭习惯

  “我出生在301,长在羊坊店,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一唱8年,中学十一学校,后来去了花园路幼师,工作在中央电视台,基本没有离开过那块地方。”1966年1月,鞠萍出生。虽然是宝贝闺女,但是鞠萍从来不娇惯自己,上小学前,妈妈用省吃俭用的钱买了一块蓝卡叽布,给她做了一套肥肥大大的衣服,她还特意在裤脚里窝了三层边,准备女儿长个儿的时候放下来穿,不至于一下子就变短了。这套衣服,鞠萍从小学一年级一直穿到三年级,等到裤脚里三层边都放完了,妈妈又买来半尺新布,接到裤脚上。其他地方都洗得掉色了,刚接上的一块自然特别显眼,一看就知道是接了一大截,十分不协调。妈妈摆弄着接好的裤子,心里很难过,她真不忍心让女儿穿这接了又接的裤子,可是不穿又怎么办呢?那年月,要给孩子买一件新衣服,是件不容易的事。妈妈安慰她说,明年给她做套新的。乖巧的鞠萍看出妈妈的心愿,赶紧套上缝好的裤子,装作很高兴的样子,在妈妈面前跳来跳去。“妈妈,你看,多新的‘花边’呀!”看着女儿懂事的样子,妈妈的眼睛湿润了。

  “直到现在,我仍旧保持着勤俭的好习惯,只要能穿的,合适自己的,不管它是新还是旧,穿着舒服就行。现在我还经常买回一些布料,自己做衣服,自己实在把握不好的,让妈妈帮着设计。1991年,我在个人演唱会上穿的演出服,有的还是妈妈给帮着做的。我觉得物质上的追求是没有底的,只要自己认为好就行了,为什么非得去跟别人学,或者和别人比呢?”鞠萍那个时代的人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哪怕现在生活好了,她仍旧保持着那份朴素与平和。

  受益于改革开放家里的大件是钢琴

  “我是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长大的央广少年广播合唱团团员,军博(家住京西宾馆)到礼士路的‘大1路’,留下我追梦的脚步,羊坊店(小学)、玉泉路(初中)、花园村(幼师)是我成长的方圆,小时候玩耍的菜地(玉渊潭南)成为我工作30多年的地方。”鞠萍姐姐的成长,得益于改革开放。1976年,10岁的鞠萍考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合唱团,一待就是8年,她一直唱到1983年。在这个集体中鞠萍既开了眼界,也结识了不少朋友,参加了多次重大演出,见到过很多首长,还出国访问。她还记得刚进合唱团时,自己就被那个庞然大物吸引住了,她喜欢钢琴,喜欢那黑白相间的琴键,喜欢它发出的每一个韵律,喜欢看老师修长的手指在上面像快乐的小鹿一样欢跳……由于当时家里条件不允许,父母根本不可能像今天的父母们那样为孩子买钢琴,而合唱团里的琴是不让随便动的。于是,每次排练的时候,她都不眨眼地盯着键盘认真地记老师是怎么弹的。回到家里,她把记忆中的琴键画在书桌边上,一有空就坐在桌前边唱边“弹”,就这样,靠着一点一滴的积累和苦练,鞠萍竟然学会了弹琴。有一次,团里的伴奏老师突然生病了,鞠萍就大大方方地走上台去伴奏,同学们先是非常惊讶,然后便为她鼓起掌来。

  虽然那个年代收入少,可受益于改革开放,鞠萍还是拥有了一架自己的钢琴,那是她用在合唱团每月挣的25元的工资,加上爸妈省吃俭用,全家1490元的积蓄还找了关系才买了一台钢琴,对于她来说这来之不易的钢琴就成了老宝贝,至今还留在家中。虽然说钢琴的音不准了,但至今都摆在鞠萍家中间,她自豪地说那时家中第一个比电视还买得早的大物件。“现在很多孩子没出生,父母就在为他们准备钢琴、电子琴,可好多有优越条件的小朋友有时还不愿意弹呢。”

  过去给孩子回信现在都玩微信

  看上去最乐观开朗的主持人,微笑背后也牺牲了不少的私人想法,例如她的发型基本30年没有换过,她长这么大就烫过两次头发,一次是读幼师的时候,一次就是在《七巧板》做主持人的时候。当时鞠萍心血来潮烫了头,可一上电视就出了问题,小朋友用歪歪扭扭的字来信说,“烫过头发后的你不像姐姐了,真让我伤心。”“在我心中,你是我的姐姐,是永远不会变成烫头发的大人的。”因为小朋友的意见,鞠萍立马去理发店把头发拉直了,还特地在节目中给孩子们道歉。

  至今鞠萍姐姐还记得1991年她办的那场“鞠萍儿童歌曲演唱会”,在央视主持人里她是第一个开演唱会的。“赞助商给了五万块钱,我们在北京人艺的剧场演了两场,卖票是四、五、六块钱,而当时人艺的于是之、郑榕老师他们演戏一场最贵才三块钱,我们开演唱会居然卖这么贵。票款两场是10022块,都捐给了中国儿童少年电视奖励基金。”

  《七巧板》时期是鞠萍一个主持人的时代。1986年,鞠萍工作第2年,就在全国专栏节目评选中获优秀主持人奖;1988年她在“如意杯”全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十佳”评选中获得第一名,拿到这个奖的时候,她泪流满面;1991年,她被破格评为编辑职称;1993年拿到首届优秀节目主持人“金话筒”金奖;次年,再次破格评为主任编辑职称,成为中央电视台最年轻的一位……

  1995年6月,鞠萍主持少儿栏目《大风车》,她成为这个栏目制片人、负责主编之一。自小就是孩子王的鞠萍永远童心未泯,她爱玩,不仅和同龄人能玩到一块,也和小朋友们玩。在节目里并不是鞠萍的全部,她要真是玩开了,比孩子还热闹。

  有一件事是鞠萍每周都在做的——坚持给小朋友亲手回信。那时,鞠萍姐姐每天都会收到全国各地小朋友的来信,最多一天她收到104封信,大都是孩子口述、家长执笔。而鞠萍却很认真地给他们一一回信。 “现在每天一封信都没有,书信的方式年轻人已经不怎么用了,都是微信、短信。信息怎么存啊,是拍下来,还是导到电脑里,这是一个令我发愁的事情。以前的信现在也都留着,装满六十多个口袋。在那个年代,我的业余生活都在回信。现在就很轻松了,但没有这么多能和观众互动的机会。”前两年鞠萍姐姐特意学习了微信,现在走到哪就建个微信群,大家在群里聊天、谈节目。

  还有8年致力公益

  2016年董浩退休后,鞠萍姐姐成为资格最老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这些年,她开始渐退幕后,但却变成了空中飞人。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乐观的鞠萍却精力十足,“我属于傻吃闷睡型,像2015年飞行里程超过30万公里,飞行次数218次。其实舟车劳顿、艰苦边远都算不了什么,只要能为孩子做事我就心甘情愿。”

  鞠萍姐姐如今把舞台让给年轻人的同时,更愿意做些公益活动给孩子们带去欢乐“我还有8年的工作时间,2012年开播的《大手牵小手》栏目, 我和团队走进西藏阿里、青海玉树、新疆和田、陕西延安、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大凉山、甘肃会宁、贵州遵义、全国五个卫星发射中心等数百个边远贫困地区录制节目。以主题突出、参与性强、欢乐热闹的互动演出以及及时、务实的爱心捐赠,受到了各地孩子、家长、老师的欢迎,在社会各界获得了一致好评,成为少儿频道践行社会责任的公益标杆。2018年2月,《大手牵小手》在中央文明办2017年宣传推选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活动中,被评选为最佳志愿服务项目。这个集体的荣誉,比我拿到的所有金话筒、优秀主持人奖都要重。”

 

  上世纪80年代初主持《生活顾问》,成为北京电台最早的主持人之一

  苏京平     见证北京电台改革发展40年

  □本刊记者 陈文

  苏京平,1950年生于北京,1977年进入北京电台工作,当过编辑、记者,1981年开始主持《生活顾问》节目,成为北京电台最早的主持人之一。30年间他参与或独自主持过的还有《伟大祖国》《家庭教育》《京城人家》《生活828》《人生热线》《自然、社会、人》《您听我说》《理财828》《心目影院》《都市夜心情》《快乐周末》《我的收藏》《老年之友》《京城帮帮团》等共15个栏目。曾获得中国新闻奖、北京新闻奖、中国播音主持作品一等奖,中国广播电视“金话筒奖”金奖、银奖,“全国广播十佳节目主持人”等大奖和称号。他视广播为生命,视听众为亲人,是北京电台一代广播人的骄傲。

  在北京电台工作的33年间,作为广播人,他见证、感受了中国改革开放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也经历、目睹了广播事业的变革发展。

  播音员不再站着拔高音说话

  苏京平是在改革开放的前一年到北京电台工作的。1977年,他结束了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9年生活返城回京,正赶上新闻单位纷纷要人。苏京平在兵团时做过专职的广播报道员,文笔好,还自学过相关知识,被安排分配到北京电台工作。那时广播电台属于保密机构,进台的人都要先经过政审。“工作人员把我调查了一溜够,包括家庭背景、在兵团的情况和我的能力等,了解完以后找到我家里,先和我父母交流,到我这儿就基本上定了。”苏京平回忆说。

  他进台后先是当编辑,那时还没有主持人一说,只有播音员、播音部,播出稿都是播音员拿着稿子照本宣科地读出来;也没有开办专业化广播,只有新闻部、专题部和文艺部(文艺部包括戏曲、音乐、评书)三大部门;节目也比较简单、内容和形式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多元。苏京平从小就对广播充满好奇,来到电台后想看看当年景仰的那些播音员是怎么播音的,结果让他吃了一惊。“两个播音员有椅子不坐,站着跟比赛似的拔着高音说话。”苏京平诧异地问旁边的前辈为什么播音员不坐着,得到的回答是:“站着说才有战斗力。”苏京平说,这是当年给他印象挺深的一件事,后来播音方式很快就改过来了。

  偷听外国广播学做现场报道

  不久苏京平开始当记者。有一次他去首都机场采访,除了采访设计人员、建设者,录音中还有他现场动态性的讲述,“今天我们来到了正在建设中的现代航空港首都机场……”回到电台制作完成后准备播出。“如果依照之前的规定,报道录音得全部打成文字交由领导审看,不合适的地方去掉,然后再按领导修改后的文字剪接录音。”苏京平介绍,当时用的是开盘带,要反复听,从带子上找到要去掉内容的地方,然后拿剪子把它剪掉,再用胶条把磁带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20分钟的录音报道一般得一个星期后才能播出。那么,原来报道中所说的十几处“今天”这个词就不能出现了,“剪了之后节目没法听,也不符合事实了。”因为一个词,现场录音报道就播不了了,怎么办?苏京平找领导商量,让领导听一遍录音,有问题再处理,领导居然同意了。苏京平说,这是一个重大改变,“过去几天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当场就能完成了,一下提高了效率,使广播的时效性真正体现出来。”

  苏京平介绍,以现场直播为特色的录音报道,国内最早是北京电台记者章宗栋、艾丰、张勉之、丁图等人在参考国外同类节目播出后提出来的,“是他们手把手教我怎么做的。”后来,新闻专题节目也摒弃了配乐加朗诵感觉的做法。

  为了学习做现场直播,苏京平曾深夜在家里抱着收音机怀着忐忑的心情搜寻国广电台的波段。“偷听敌台”这在当时,尤其是在保密单位工作的人,是不允许的。苏京平的举动被父母发现了,两位老人非常生气,“当初我们把孩子交给了组织,你的工作就是执行党的任务,怎么能干这种事!”他们接受不了儿子的行为。苏京平的妹妹告诉父母,哥哥这完全是为了工作,为了学做现场录音报道,仅仅是学技术,而非学思想,父母才平息了怒气。“那时我们没有一本这方面(现场录音报道)的教材,我才通过这种途径来学的。”苏京平说。

  在苏京平看来,改革开放对个人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改变了人的思想、人的思维模式,人们对一些事物的看法、认识和观念发生了转变。他说,“新闻工作者能不能讲真话,怎样讲真话,什么是真话,怎么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方针,是改革开放艰巨的事情,是一个攻坚战。”

  非科班却成北京电台第一拨主持人

  苏京平从记者转型成为主持人是在1981年,用他的话说“是无意中走进这个圈子的”。他主持的第一个节目是《生活顾问》,这个早间播出的5分钟小栏目以记者采访专家的方式介绍一些生活小常识,前面说一两句话进入主题,然后请嘉宾来讲,最后再用一两句话做个总结。节目时间很短,领导觉得再找个播音员说这几句话没必要,就对当时担任记者的苏京平说:干脆你自己代劳得了,反正没两句话。就这样苏京平坐到了节目话筒前,他也因此成为北京电台最早的一拨主持人之一。“当时我是以本台记者的身份出现在《生活顾问》节目中的,到了1982年年底才有了主持人的概念。”苏京平说,他也由最开始的“红烧头尾”,到1983年成为采编播一体化的节目主持人。

  曾有人半开玩笑地说,苏京平能当上主持人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的播音主持方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不是科班出身,他的声音太哑,嗓音条件太差;他是非职业化、非专业化的播音方式,不太符合电台历来的播音主持要求。但是他真实、有个性,他的话、他的节目有魅力,能让人获得营养,给人启发或引人思考。他把听众进出电台的门槛一下降到了最低,让很多听众有可能走进广播在节目里和其他听众朋友交流。

  主持人的产生也是广播变革发展的一个方面,随着社会发展,个性化的主持也逐渐被接受认可,并越来越受欢迎。而成立系列台、节目实行大板块、现场直播、热线互动等广播节目结构性改革也在进行。北京电台的专业化改革始自上世纪90年代初,先是开办了经济广播,在此基础上又陆续创办了音乐、新闻、交通、文艺、体育、外语等专业广播。“北京电台是全国最早开始现场直播的电台。”苏京平介绍,当时有人还对此持不同意见,“直播怎么审稿?”但事实证明,直播这种形式得到听众的肯定与喜爱。“那时的主持人、记者、编辑非常奋发,很有热情,夜里一两点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大家加班回不了家,就躺在办公室的地板上休息,第二天早上起来继续工作。”

  设备升级让北京电台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除了思维模式给广播结构、形式带来的变化,科技的发展也令广播电台的声音传播得更远,与听众的联系更紧密。

  苏京平介绍,以前采访时他要背着采访机,采访话筒的外形像手榴弹似的那么大、那么沉,录音用的是开盘带、盒带。那次黄河之行,他带了一手提箱的一号电池和一大箱的盒带。途中,那箱磁带从车上掉下来,差一点丢了,那里面有他冒着危险一路录下来的黄河的水声啊!

  “现在录音、制作都数字化了,采访机像肥皂盒大小轻巧,方便携带,还可以当场剪辑。因为存储方便,采访录音和音响资料可以永久保留,不像我们当年很多磁带因为反复用或泡了水无法保留了。”互联网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也打破了广播的地域界限。“《人生热线》是全国最早使用互联网进行现场直播的广播热线节目,实现了在监狱等极为特殊的场合内的现场直播,好多外地网友都收听我们的节目。”苏京平介绍,当时全国30几家广播媒体聚集在北京电台,学习推广网络直播。1997年1月4日,新闻广播《人生热线》节目网上专栏《网络人生》正式推出,“还有《海外北京人》《今晚公开道歉》《N种活法》都是网络节目。”

  主持《人生热线》引起热烈反响

  从1981年到2010年退休前,苏京平先后在多个频率参与主持了15档栏目,其中有的是他的“独角戏”,有的是他与同事搭档或轮流主持,《生活顾问》《京城人家》《人生热线》《心目影院》很多栏目至今还被一些老听众津津乐道。“他的节目办到哪儿(哪个专业台),我们就跟到哪儿。”像赵景生一样,很多听众都是苏京平的忠实粉丝。

  《人生热线》是其中反响最为热烈、影响最为深远的节目,从1993年3月1日新闻广播开台之日推出,经历13年之久。这是一档深夜直播访谈节目,通过讲述人物命运故事,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就人生话题与听众交流探讨,起到沟通情感、达成共识、解决问题,又能让人获得人生启迪的作用。《人生热线》一夜之间火爆京城,几乎每天都能接到几十个电话,有对节目提意见、建议的,有咨询问题的,还有许多是提供线索的。而苏京平不是只把自己局限于办公室、直播间,他经常走街串巷、参加各种公益和社会活动,无论是“北漂”打工者、小餐馆老板、买菜的小贩,还是工人、教师、医生、农民,又或冰心、爱泼斯坦、梁从诫、胡耀邦夫人李昭……各行各业的百姓、名人名家都是他访谈的对象,残障人士、癌症病人、艾滋病患者也是《人生热线》的座上宾。他的采访足迹还遍及各地、富有传奇色彩,他在黄河源头冒着生命危险采集的水声令人震撼,他去云南采访麻风村令人感动,他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楼兰古城、三江源头、藏区、南极科考船、热气球上的直播至今令听众难忘。据当年的收听调查显示,在同一时间段,收听率最高的就是新闻广播的《人生热线》节目。  

  苏京平把自己定义为记者型主持人、做专家型主持人,他说新闻性是最能吸引听众的灵丹妙药,他的部分节目的选题、采访线索正是在这样接触社会的事件中观察、捕捉到的。

  《老沈是个真党员》就是他在街上“捡”到的故事。一天在骑车上班的途中,他看见马路边的修车摊儿上摆着一个家用发电机,他想这个年月了哪个城里人还用这个东西。好奇心驱使他停下来和修车人聊了起来,闲谈中了解到京城一位老人帮助延安子长县人民脱贫致富的感人事迹。苏京平被这位叫沈为备的老人的义举深深打动,他打听到老人的住址,并深入到子长县对老人和当地村民进行了7天的采访。5集专辑《老沈是个真党员》不仅在听众中引起极大反响,还荣获了全国“金话筒”银奖。后来陕西省专门为沈为备开了表彰大会,授予他“扶贫状元”称号。

  获得“金话筒”金奖的《为了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讲述了北京友谊医院的李桓英大夫治疗麻风病病人的动人故事。苏京平跟随李桓英大夫深入到云南的麻风病山寨采访,与麻风病患者同吃同住、一起聊天,目睹白衣天使与病魔搏斗,从死神手里抢夺病人的场景、过程。节目播出后震撼了无数人的心灵,广大听众不仅被李桓英大夫的高尚精神所感染,也对苏京平深入麻风病山寨采访的勇气与责任感叹不已。

  还有很多打动人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节目,如《黄河的渡过》《听北京的声音 》《迎接21世纪的曙光》等,苏京平都是这样深入到新闻现场采访来的,他说:“因为大家需要,往大了说是时代的需要,没有理由不把节目办好。”

  《心目影院》是北京电台新闻广播办给盲人听众的节目,圆了他们的电影梦,深受盲人朋友的喜爱,也吸引了很多明眼人。主持人苏京平不仅在电波中讲电影,还组织线下活动,比如带着盲人去电影院看电影、去山顶观日出、到海边听大海、到草原听风等,并征集志愿者为盲人服务,社会各界人士,包括著名主持人、明星都参与到这项公益行动中。继北京电台之后,全国一些电台也开办起类似《心目影院》的栏目。

  视觉讲述或许是未来广播的出路

  苏京平虽然已退休,但这些年他并没有彻底离开广播,他还时常回到电台参与策划选题、当节目嘉宾,或者给年轻的主持人及广播人讲课,分享自己在主持工作中的经验、感悟。同时,他还为盲人朋友们忙活着,策划组织盲人运动会、盲人电影艺术节、残健同行视觉讲述大赛等活动。对于新知识、新技术他也在关注,对广播行业的未来有着自己的思考。

  “以前听众和广播互动是写信,后来可以打电话了,再往后通过发短信更加快捷、方便。如今有了微信、微博,则进入了读图时代,什么云数字、大格局、大数字、人工智能,有的广播节目还进行视频播出。”苏京平说,很多人包括退休老主持人也玩起了自媒体,将来更多科学技术会汇集到广播电台,有助于广播的发展。

  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带来巨大冲击,广播受众会否越来越少?对此,苏京平并没有流露出更多的担忧。他说,未来行业会更专业化,社会需要更专业化的提供服务听众的部门和机构。“专业越来越细化不是坏事,人们的选择可以越来越多。多元化的社会,大众肯定会接受更多的文化传播,也带来对信息的需求。”

  苏京平认为,广播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初的播音改革之后,从主持、讲述正向着广播特写、节目制作(包括互联网、手机视频、自媒体等融媒体制作等)方向发展。他表示:“更多地运用音响语言,即广播特写,传统广播面对新媒体冲击才能站稳脚跟。”

 

  亲历了录播、准直播、直播的过程

  王晓佳: 我赶上了BTV 大发展时期

  □本刊记者 常江

  王晓佳,是观众朋友们再熟悉不过的主持人了,她是北京电视台《北京新闻》节目的资深女主播,每天的18:30,都会准时在《北京新闻》中与您见面。她的主持风格端庄、大气,声音更是甜美、圆润,有新闻女主播的范儿。为此,很多观众都非常喜欢她。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王晓佳,从文学学士到英国贝得福德大学媒体管理专业的硕士学位,她不畏艰辛地苦读寒窗,为她所热爱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3年,王晓佳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电视台,她曾担任过《银帆之旅》《电脑时代》等栏目的主持人,多次参加全国人大、北京市人大、政协、党代会驻会报道工作,并多次担任北京电视台大型现场直播活动的现场主持人,她本人也当选为北京市朝阳区的人大代表。

  说起“改革开放40周年”的话题,王晓佳对记者说:“其实,我自己也在思考,我们每个人在这40年当中,都会深切地感受到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像我是70后,更切身体会到了这种变化。社会进步离不开通讯,就说改革开放初期,还真没几个家庭有电话机的,打电话成了一件很‘奢侈’的行为。后来出现的‘寻呼机’、‘大哥大’、‘数显手机’到现在‘一机在手,天下游走’的多功能大屏幕手机,真是科技改变生活!”

  1993年,王晓佳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电视台工作,她可以说是经历了北京电视台最大的变革过程。她说:“在这40年间,尤其是1993年以来,北京台的新闻节目从录像带时期的录播到准直播,又到现在的数字直播,这个大发展的时期,我应该算是一个亲历者。到现在,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各档的节目,都是直播的。其实,不仅是技术上的变革,更关键的是理念上的变化。我觉得自己也挺幸运的,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能看到12     的黑白电视机,就感觉很高大上了,能来到北京电视台工作也有自我的一种满足感。就像我们北京电视台早期创建的老年节目《金色时光》,还有早间新闻节目《北京您早》,都算是开了中国电视事业的先河;从第一个相亲节目《今晚我们相识》,到少儿节目《七色光》,也都是北京电视台的领先创意。从我来的时候就几个频道,到现在十几个频道,尤其是和有线台合并之后,我们在视频的标清到高清的专业化发展的道路上,实现了全数字化的操作。观众也随着电视技术的飞速发展,从4:3的小画面到16:9的全幅大画面的变化中,享受到了电视技术的变革带来的实惠。”

  观众心目中的“二王”组合

  王晓佳是一位在工作上非常严谨的主持人,甚至有些较真儿,她热爱自己的职业,为此,她也获得过很多奖。曾经有一位喜爱的观众这样写道:“致北京电视台北京新闻第一女主播王晓佳。一年一度的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颁奖典礼近期结束,随之出炉了2013年中国播音主持行业的各个奖项,其中北京电视台《北京新闻》播音员王晓佳获得电视播音主持金话筒奖。晓佳获此荣誉,真的让我这个喜欢她的观众替她高兴。多少年了,她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播音员,成为一个新闻第一主播,见证了《北京新闻》的变化,也成为这个栏目的一个标志。说起王晓佳,我个人的印象一下子回到上世纪90年代的生活,每天晚上在奶奶家吃饭时,电视里收看的是《北京新闻》,她是当时这个栏目新进入的播音员,当时,还有如今调到央视的周涛,但是王晓佳当时留给我的印象并不是很深刻,记住她的原因就在于她总和另一个姓王的男播音员搭档,也是个新人,形成了《北京新闻》当时的“二王”组合。看了20多年北京新闻,如果现在总结一下王晓佳的播音风格,个人的第一感受就是她带给人亲近的感觉,表情中总有想要流露出微笑,但又没有直接流露的感觉,毕竟这个栏目属于严肃的新闻节目,所以对于笑容的“使用”还有相当的局限性。但是,那时候似乎就给人感觉除了新鲜感之外就是亲近感。印象深刻的还有她的眼睛,大眼睛水汪汪的,再加上略微有点婴儿肥的脸,真的像一个瓷娃娃一样可爱,可以说是当时的《北京新闻》播音员中形象最有特点的一位。再加上她略带微笑的播音风格,留下印象在所难免了。其实也许在晓佳自己看来,她属于一位很普通的主播,但在观众心中,她成为了北京电视台每天晚上六点半到七点那一固定栏目的标志。当然,也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固定时间收看那个栏目的观众,作为一种与主播的“约会”的时光了。祝福晓佳!”

  播出时较真儿标点符号

  在观众的心目当中,王晓佳的特点有些与众不同,可在她本人看来,自己只是个电视新闻节目的从业者,她说:“干这一行来不得半点的马虎,时间是按秒计算的,读新闻是按字计算的,就连标点符号也不能错。”记者有些诧异:“标点符号也能在播报的时候呈现出来吗?”王晓佳说:“当然,否则,就成了机器人在说话了,每个标点符号读出来的语气是有所不同的。现在是‘高清’播出,就连表情的丝毫变化都能让观众看得很清楚。所以,熟悉业务和敬业精神,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座右铭。”

  从汗流浃背到四季如春

  回忆起1995年,刚来到北京电视台不久,王晓佳说:“当时感觉很辛苦,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录像,一直到晚上才能录完,因为演播室里杜绝噪音,不能开空调,当时用的光源都是热光源,一整天十个多小时的录像,真的是汗流浃背,我脸上的妆被汗水冲花了再补妆,要反复多次。从早间新闻到午间新闻、国际新闻、交通新闻、教育新闻……忙完工作就连走路的劲儿都没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演播室和现在的演播室,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原来的是热光源,现在的是冷光源,再加上恒温、恒湿的高科技调控,让演播室变成了四季如春的地方,新闻稿也从纸质稿件变成了屏显的数字提示,‘低头读新闻’的状态已经彻底成为了历史。” 

  准直播初期的小失误

  1995年,北京电视台就开始为“准直播”做准备,王晓佳说:“我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让属于‘准直播’这个流程和环节的各工种,包括我们主持人、编辑、导播、灯光、技术保障等,这些人组成的团队去上海电视台学习他们的直播经验。回来后,我们不是照搬他们的模式,而是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经历了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个‘准直播’的阶段就开始了。在‘准直播’初期还曾经出过一次小小的失误,那时候还没有电脑计算,还是由人来计算播出的时间,有一次,我们新闻节目应该是30分钟的节目,结果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大家都傻眼了,可是看串单上显示的时间是对的,后来,我们马上明白了,是编辑在做播出时间流程单时把时间算错了,每分钟是60秒,可他错弄成百位制了。还好是‘准直播’,还是有时间和余地做补救的。”

  从寄录像带到发微信视频

  王晓佳是西安人,由于她主持新闻节目有着每天都要播出的特殊性,所以,王晓佳在25年的工作中,春节回家看望父母只有3次,说到这个话题,她显得有些内疚:“我从90年代初开始从事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因此,就没有时间回家探望父母,作为独生女儿的我也是很无奈,好在二老的身体还好,能来北京看女儿。我的妈妈和爸爸非常支持和关心我的工作,我每次主持播出的《北京新闻》,他们都会用录像机录下来,然后再把每期节目中对我的意见和不足的评语录下来,大到表情、语言,小到化妆、衣服、装饰……他们不会漏掉每一个细节,之后,会把录像带寄给我。后来有了数码录像机,他们会把录像文件发到我的邮箱里,这比以前就方便多了。现在,二老使用大屏手机,用微信直接发给我,每次播完新闻,我妈妈的‘意见’就到了。科技在改变我们的工作状态的同时,也在大跨度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从标清到高清的划时代跨越

  2009年4月1日,北京电视台从苏州桥的老台,搬到了位于建国路的新台,从各项设备到演播室都全面更新了。王晓佳说:“我们用上了标清的演播室,和模拟的就不一样了,当时感觉好极了,非常高大上。而在我们的技术流程上更是个飞跃,以前编辑新闻都叫线性编辑,只能在先编辑第一个画面后,再编第二个、第三个画面。后来提升到非线性编辑,画面直接可以插入编辑想要插入的任何画面,这就是模拟和标清的区别。但是,用了也就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就从标清改成高清了,我记得是一年零八个月吧,我们就完成了从标清到高清播出,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如果要是用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来说的话就是:标清到高清意味着清晰度更高了。我们家里的液晶电视虽然都买16:9的屏幕,可用标清信号看,画面都是失真的,觉得主持人脸都是肿的;等到了高清信号之后,您家里16:9的电视屏幕中出现的都是正常画面了。这是直观的感觉,还有在技术上的变化更是难以想象的,现在我们已经是‘硬盘播出’的全部数字化了。‘硬盘播出’意味着划时代的跨越。以前要提前录制好新闻,需要编辑和记者拿着录像带来放,现在都是发送到远程模式,系统直接发送到演播室指定区域的硬盘中,及时播出。”

  硬盘播出新闻快了 主持人压力大了

  进入“硬盘播出”的时代,新闻播出的时间是越来越快了,而给新闻主持人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王晓佳说:“制作、播出新闻的时间腾出来了,数字硬盘发送也是快如闪电,可能非常大的数字文件只用几十秒就传过来了,那我们结稿的时间就越来越晚,因为,一旦有最新的新闻,系统可以随时发到我们播出平台,也就是给记者这个新闻事件的采访时间越来越多。举个例子,以前是六点半播出,我们六点就要截稿了,因为我们有制作环节,能拿到10%的时间来制作;现在我们好像没有截稿时间了,平时可以随时插播,那就是给我们主持人带来了新的压力,新的技术需要我们必须更快、更准确地掌握随时而来的新闻内容;对观众而言,是观看的新闻内容更新鲜、更快捷了,传播新闻的效率更高了,更接近新闻的真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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