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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情山水,怡情风物,是人的自然属性,中国自古文人多雅兴,游历自然,吟诗作赋,即是雅兴的重要体现。郭沫若同样也是钟情于自然山水之人,他在诸多诗作词句之中咏写了各地自然风光的奇峻之美,揭示了传统人文景观的文化之韵,他将自我之情寄托于山川河流之间,展现出勃发的诗性创造力和多彩的生命感受力。

  

  少年郭沫若游玩的天性

  在现代文学作家中,像郭沫若一样度过美好充满天真童趣的少年时期的并不多,他们绝大多数自小就体会到家族败落的苦痛、亲人离散的悲情以及艰辛生活的磨难。从现在留存的图像资料中,少年郭沫若给人的印象总是白齿青眉,这与少年鲁迅的青涩尽去颇有不同。出生于殷实商贾之家的郭沫若,不必像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过早为了生计而辛劳奔波,而且他还是母亲最疼爱的“八儿”,家中的一切事务自然有比自己年长的哥哥们出面去处理,除了正常的学习之外,玩耍游戏就是少年郭沫若生活的全部了,这样的家庭氛围和生活环境造就了爱嬉闹、常惹祸的“叛逆少年”。

  郭沫若之所以具有生性活泼、天真浪漫的性情,撇开家族遗传基因等因素不谈,少年时期亲近大自然、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也是重要因由之一。郭沫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此地虽然没有闻名遐迩的历史遗迹,但却也是“绥山毓秀,沫水钟灵”。绥山即是二峨山,它是峨眉山的第二座高峰,也是道教仙山,沫水就是大渡河。郭沫若的家就在绥山脚下,沫水之旁。郭家临街商铺的大门就面对大渡河,出门大约四五百米就能到达大渡河边,高耸的绥山更是抬头可见。郭沫若开蒙之所便是位于家里后院中的一间房屋,因为透过这间上课屋子的窗户远望便能看到绥山,故此书塾便定名为绥山山馆,私塾结课之后“贞寿之门”周围诱人的自然环境便成为郭沫若生龙活虎、放飞自我的理想游乐场所。

  

  自然之性与见微知著

  《    居即景》是现今发现的郭沫若最早的诗作,这首古体五言诗是13岁的郭沫若在绥山山馆读书后,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们到屋后溪边嬉戏时场景的叙写。“闲居无所事,散步宅前田”是少儿时期郭沫若生活状态的本真描摹。“闲”说明了郭沫若无忧无虑的少年生活时光,除了要应付每天私塾的功课之外,尽情玩耍便成为打发剩余时光的唯一方式了。“散”描画出郭沫若每天悠闲自在的生活心境,不必匆匆赶路,不必有目的地奔波,在自己宅院的前后随处都可能发现可供玩耍的名目。郭沫若带着小伙伴最爱去的地方就是茶溪后面的小水潭了,这里可以钓鱼、可以打闹,甚至还可以背书。越是自然清静的地方,越容易专心读书。“闲钓茶溪水,临风诵我书”,甚至于只用心于诵读,反而“钓竿含了去,不识是何鱼”。

  14岁时郭沫若在苏溪上撑筏耍乐,他面对平缓流淌的河流,两岸层出不穷的景致,自然而然地书写出“剪浪极洄    ,披襟恣荡推。风生荇菜末,水荡鹁鸿媒”的诗句。植株、水鸟等自然物种在水波的荡漾下,顺其自然地生长延续,人、物、景和谐统一地构成了一幅明雅隽秀的风景画。总之,这些景别在少年郭沫若视野中,山就是那片绵延起伏的层峦叠嶂,河就是那条奔流不复的涛涛江水,一切都是天然顺畅的存在。

  广袤的自然山水赋予了少年郭沫若特有的不安于此的游性,也在他幼小澄净的心灵中培育了亲近自然的天性。1907年郭沫若升入嘉定府中学,从此走出沙湾狭小的天地,踏上外界开阔的舞台,夜间虽然即将要乘船离开故土,但他并无伤感之意,而是“借此扁舟宜载酒,明朝当作凌云游”,这是少年郭沫若童真无邪的理想,也是游历世界寄情山水的本性。1919年9月11日《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了署名为“沫若”的《抱和儿浴博多湾中》《鹭鸶》两首白话新诗,自此现代文化名人郭沫若便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舞台之上,“沫若”是取自于他的家乡四川乐山的沫水(大渡河)和若水的两条河流,自己处女诗作使用以自然之寓的笔名,而且还延续终生,郭沫若喜爱山水自然之性便见微知著了。

  

  家国之爱与抒情之诗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外面的世界同样很无奈。一心只想逃离“安乐窝”的郭沫若,嘉定府还不足以安放下他血脉偾张的理想。但独立面对世事的艰辛,使郭沫若也不得不暂时搁置少年游玩之性,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现实民族复兴的使命之上。虽偶尔也抒写游历的感悟,但大多附带着难解的家国情愁。

  直到1948年11月郭沫若由香港转道沈阳,准备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潜隐于内心深处的游性油然而生地喷发出来。由沈阳到达北平,虽然耗时两个多月的时间,但这却无疑是郭沫若人生旅途中最畅快的一次征途,抛却了由异国他乡回国参战时割舍不断亲情的煎熬,除去了战时动荡颠簸流离的惶恐,内心充满的是迎接百年中国复兴的凯旋时刻的悸动与再一次无忧无虑中亲近自然的兴奋。1949年1月郭沫若写下了著名的《北上纪行》十首,在书写游船所看到沿途即景的同时,也抒发了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成果的虔诚颂歌。

  《北上纪行》在郭沫若众多诗篇中,并不太被人所关注。这十首五言古诗,虽然创作于1949年1月,但是直到1950年3月才发表,后又在1950年5月1日的《华北文艺》第4期上重载,再加之这一组诗原收入在1953年3月《新华颂》诗集中,但在1958年《沫若文集》出版时,这十首诗歌又被调整到《蜩螗集》中。由于创作与发表时间的间隔,收录诗集位置变化等方面的原因,《北上纪行》很少被研究者提及。

  《北上纪行》十首诗歌,记录了郭沫若“北上”沈阳时的所闻所感所悟,但虽名为记事而实则抒情,抒发了作者在“北上”途中所见的自然情景和物象。“诗缘情而旖旎”,情感是诗歌的生命,特别是对于郭沫若如此情感丰沛的诗人而言,情绪的表达永远是他诗歌创作的不竭动力。《北上纪行》十首所表达的情感显示了一个“疯狂”诗人精神的回归,一个对自然有天性亲和力歌者的复苏,他带给我们又一次“凤凰涅    ”式生命洗礼的心灵冲击。

  全篇十首诗歌最终落脚于“我今真解放,莫怪太癫狂”一句。“癫狂”原因在于“我今真解放”,而“解放”应具有多重意味,寓意着郭沫若自由自然天性精神的恢复。

  邢大军据《博览群书》张勇/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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