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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9年8月11日,一个浓眉大眼、惹人喜爱的小男孩,在浙江省义乌县吴店乡苦竹塘村一个教书先生的家里出生了。这个小男孩长大成人后,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和政治史上都留下了浓重而又不可磨灭的一笔。他就是著名历史学家、曾任过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

清华大学教员追求病女子

  吴晗,原名吴春晗,自幼博览群书、笃志好学,是远近闻名的“蛀书虫”。1930年,清华大学因吴晗文史成绩优异,将他破格录取为历史系二年级的插班生。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早在吴晗毕业前几个月就向清华要他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则再三要吴晗去北大任教。吴晗最后还是留在了清华,他被破格聘请为历史系教员(当时清华大学在助教之上、讲师之下的一级职称),并让他给研究生上明史课。吴晗的卓越才华、谦虚热情的品格,博得了许多女大学生的青睐,但他似乎决心以史学作伴,对婚姻大事无动于衷。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一位身患肺病、骨结核病卧床不起的姑娘,竟点燃了他心中熊熊的情爱之火。 姑娘名叫袁震,原名袁震之,出身于湖北老河口的一个书香门第,年长吴晗3岁。袁震自幼聪明过人,学习成绩优异,19岁便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后,袁震的叔父、婶婶相继被捕牺牲,姐姐袁溥之也被捕入狱。与党失去联系的袁震,在老师张佳敏的帮助下,于1930年转学到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袁震在清华大学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她非凡的才华,先后发表了《武则天》、《中国地名考》等论文,成为清华赫赫有名的才女。1934年春,就在袁震即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时,却染上了肺病,不得不退学。

  退学后的袁震在北平举目无亲,无法养活自己,加之治病还需要很多钱,她只好靠张佳敏的表兄吴之椿接济。后来,吴之椿到青岛工作,便改由吴晗的同学梁方仲照顾袁震。 这天,梁方仲到医院看袁震,身后跟着一个儒雅的年轻人。袁震看到他们进来,正要起身致意,被梁方仲拦住了。接着,梁方仲说道:“我要去广州一段时间,这是我的挚友吴晗先生,我不在的时候就由他来照顾你。”“吴晗!你就是那个连胡适之先生都争着要聘你去任教的吴先生吗?”梁方仲一介绍完,袁震就瞪大了眼睛问吴晗。吴晗答道:“见笑,见笑,胡适之先生的学问、人品我都是仰慕的,只是我是清华培养的,首先应该为本校效力呀!” 出乎吴晗意料之外的是,袁震接着就谈起了他早期发表的几篇论文。吴晗不由得惊异道:“你看过我的那几篇拙作?”“非但看过,还颇有印象呢!”接着,袁震便侃侃而谈,她的独到见解,令吴晗这个一直潜心在书斋中做学问的才子耳目一新,不由得击掌称道:“你真不愧是一个才女,令我辈汗颜也!”吴晗与袁震的第一次会面很快就结束了,袁震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此,他便隔三岔五地到医院去看袁震,与她一道讨论学术问题,后来,连自己有什么新的学术著作也都要拿去让袁震点评一番。 由于饮食不足、营养不够,袁震的病情逐渐加重,肺病之外,又得了骨结核病,被一副石膏固定着躺在病床上,完全丧失了自理饮食起居的能力。面对浑身是病、一贫如洗的袁震,吴晗没有被吓倒,他来探望袁震的次数更多了。

  除了在生活上照顾袁震,吴晗还站着同躺在高高的病床上的袁震热烈地交谈,有时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可他每次从医院出来不仅丝毫没有疲倦感,反而兴奋不已。这不仅源于学术遇知己的激动,更重要的是,吴晗已对袁震产生了一种难舍难分的爱慕之情。 袁震也对吴晗一往情深,在她眼中,吴晗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品德高尚,待人热忱。这时,姐姐袁溥之出狱了,她来到北平与朋友夫妇在西城四太安侯胡同租了一个小院,将袁震从医院接了出来。吴晗执意要从自己每月80块大洋的薪水中拿出一半接济袁震和袁溥之。不久,袁震的堂妹袁熙之也来到了北平,吴晗便介绍她到交通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每月有60块大洋的薪水,这才保证了袁震的医药费和三姐妹的生活。才华横溢的清华大学教员执着地追求一个瘫痪在床且长他3岁的姑娘,这消息很快就在清华园传开了。

患难情侣终于结成了终身伴侣

  吴晗恋爱的消息传到了义乌老家后,母亲蒋三英听说儿子找的女友居然是一个卧病不起、还长他3岁的大龄姑娘,便整天啼哭,并托人写信给吴晗,坚决反对他和袁震在一起。吴晗回信极力称赞袁震的人品和学识,要母亲安心。不料心急如焚的母亲,竟然不顾路途遥远,千里迢迢跟着同乡来到了北平,要当面说服儿子放弃袁震。 吴晗是个极孝顺的儿子,为了不使母亲痛苦失望,他与人将躺在病床上的袁震抬到了别处,然后安慰母亲说:“袁震的病已好多了,她现在不在北平,到外地疗养去了。”蒋三英便放心地返回了浙江老家。 正当吴晗和袁震热恋之时,七七事变爆发了,北平的各大高等院校纷纷开始外迁,吴晗也应云南大学之聘赴昆明教书。在昆明期间,吴晗除了按月给袁震寄去生活费外,还每隔几天就给袁震写一封热情洋溢、情真意切的信。袁震到1939年春,终于可以下地行走了。这时,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云南找吴晗。5月,在袁溥之和袁熙之的护送下,袁震从北平到天津搭船到了越南海防。吴晗满怀喜悦地从昆明赶到海防,在码头上,他生平第一次见到了站立起来的袁震,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袁震三姐妹到昆明以后,就住在白果巷4号吴晗的家中。吴晗的母亲和妹妹已先于她们来到了这里。蒋三英见儿子铁了心,便勉强答应了这桩亲事。1939年10月的一天,人们在《昆明日报》上看到了吴晗、袁震的结婚启事。

对妻子照顾一如既往

  与袁震结婚,无疑意味着要照料她一辈子,吴晗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多灾多难的袁震婚后没多久,又患上了子宫肌瘤,出血不止。大量的出血又引起了严重的贫血,不得不每十来天就要输一次血。西南联大的一些学生得知此事,主动提出要为他们敬爱的吴晗教授的妻子献血,但都被吴晗一一谢绝了。吴晗得知自己的血型与妻子的血型相匹配后,便瞒着学生和好友将自己的血输给了妻子。由于输血太多,吴晗一度患上了脑贫血,几次在讲课时晕倒。袁震知道后,十分痛心地说:“你不要再为我输血了,我反正是这个样子啦,多活一年与少活一年也没多大差别的,可你肩上的担子重啊,你的身体千万不能垮呀!”吴晗听后却轻松一笑,安慰妻子说:“我的生命中不能没有你。

  为了使你早日康复,我就是少活十年八年又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支付袁震的医药费,吴晗把自己的生活费用降到了最低限度,身上穿的是大学时代的破旧衣衫,脚下是露出了后跟的布鞋,每次去上课来回都要走20公里的路。为了给袁震增加营养,吴晗买不起肉时就买些牛骨头来炖汤给袁震喝,他自己每次给袁震输血后,也不过喝碗牛骨头汤补补身子。后来到了实在没有钱的时候,他便忍痛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书卖给清华大学图书馆,以解燃眉之急。受妻子影响,吴晗渐渐地开始注意政治和参加民主运动。1948年,吴晗和袁震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奔赴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切接见。1949年2月,吴晗受党中央之托,以军管会副代表的身份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10月1日,吴晗参加了开国大典。同年11月,吴晗出任北京市副市长,主抓文、教、卫工作。1957年3月,吴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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