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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皆知,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和改革家。他在家庭生活中,既是孩子们的慈父、导师,又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

果按照世俗的眼光,比一比谁家的孩子发展得更好,梁家子弟自然不是最风光的,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大富大贵的。但他们都不靠“拼爹”,不依赖父亲的名声,放开手脚走出了自己的路。

梁启超既是梁氏家风的继承者,也是开创者

梁启超,1873年出生在广东新会。那时,梁氏一族已在此地生活了240多年。梁启超的高祖和曾祖都是普通的农民。梁家的第一个读书人,是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当年梁维清一边种地,一边读书,并终于考取了“生员”,俗称秀才,才使梁家跻身于士绅阶层。 梁启超四五岁开始读书,由祖父悉心指导。有两部书对他影响十分深远,一部是《四子书》,另一部是《诗经》。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字莲涧,虽不曾博得半点功名,但也深得乡民的爱戴。在梁启超眼里,父亲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作为父亲,他不仅督促梁启超刻苦读书,还要求他参加一些田间劳动,并对儿子的言行举止要求很严,如果儿子违反了家风、家训,他决不姑息。他对梁启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汝自视乃如常儿乎!” 在梁氏家风的传承中,梁启超是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的教育理念,既有从祖父、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义理”和“名节”,又有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尊重个性、公民责任等理念。优秀的父母,往往是能在精神上引领孩子的人。毫无疑问,梁启超正是这样一位父亲。在学识上,他是儿女们学习的榜样,一生著述一千四百多万字,涉及各个领域;在志向上,他是全家人的骄傲,他终生都在为改革政治、唤醒民众而奔走;在感情上,他也以身作则,为儿女做出了榜样。 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李虽是在一个书香门第长大的,却并未因出身好就嫌弃梁启超。南方天气潮湿,李在努力适应天气的同时,还包揽挑水、舂米、煮饭等家务活。梁无钱买书,李便将陪嫁的首饰卖了,给他买书;梁的改良运动屡遇艰险,李更是以大义鼓励他。她的贤能,使梁全无后顾之忧。在父母的影响下,儿女们也都对爱情非常理性、忠贞,这使他们各自都拥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思想前卫的梁启超是倡导子女追求婚姻自由的,却坚决反对乱来,因此才有了在徐志摩婚礼上的“最毒证婚词”——“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徐志摩是梁启超非常喜爱的学生,他这么说,是希望徐志摩能对婚姻负起责任,有个美满的家庭。

爱是表达,是流露

梁启超对孩子们的爱,从称呼上就可见一斑。他给每个孩子都取了昵称,一人还不止一个:他称大女儿思顺为“大宝贝”、“娴儿”、“顺儿”,称思懿为“司马懿”,称思庄为“庄庄”,称思忠为 “忠忠”,称思达为“达达”,称思宁为“六六”,称小儿子思礼为“老白鼻”…… 对于养育孩子,他的原则是:再忙,也不能忽视孩子。孩子们长大出国留学后,他又不停地给他们写信。他一生留下2000多封书信,给孩子的家书就有 400多封。他会根据每一个孩子的特点,进行不同的鼓励和指导。 长子梁思成在美国学建筑,他写信说:“儿子啊,你应该去四处游历游历了,去瑞士‘看些天然美’,去意大利了解下文艺复兴,再到土耳其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他不光给孩子们写信,还给孩子们写条幅,然后裱成小手卷寄给他们。比如,他给思庄寄过一个“千里一笑”的手卷,里面的第一幅是毛笔大字:饮冰室老人的一首滑稽诗和给他爱女的一封信;第二幅是一封信:“小宝贝庄庄:我想你的狠,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制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姊姊呢,她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乙丑年五月十三日爹爹寄爱。” 他不但与自己的孩子及时沟通感情,对子女们的爱人也毫无芥蒂之心,大方表达欣赏:他曾赞女婿周希哲“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称林徽因做他的儿媳妇是他“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都说中国人含蓄内敛,梁启超恰恰是一个“反面教材”,对后辈真情流露,爱意满满。这种奔放的情感,换来的不是娇惯的孩子,反而是孩子对父亲的“娇惯”。思忠曾写了6张纸的长信给父亲,教他如何保重健康,梁启超“抱怨”道:“好 嗦的孩子,管爷管娘的,比先生管学生还严,讨厌讨厌。但我已领受了他的孝心,一星期来已实行八九了。”

“趣味主义”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

梁启超的9个孩子,因为享用了“太多的爱”,个个成为杰出人才。其中,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航天专家梁思礼都前后当选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启超还曾借用曾国藩名言“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来教育孩子。他的9个子女学的多不是什么“热门专业”,但只要他们真心喜欢,对社会有益,他必全力支持。 二女儿梁思庄在麦基尔大学就读一年后,该选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片空白,就希望她能选学这个专业。思庄遵从了父亲的意愿,但学着学着,她发现生物学根本无法引起她的兴趣,她向大哥思成诉说了自己的苦恼。梁启超知道后,非常后悔,深为自己的引导而感到不安,赶紧给思庄写了一封信,让她“不必泥定爹爹的话”,只管自己主张。后来,思庄改学了十分冷门的图书馆学,最终成为了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三儿子思忠一心想走军事政治的路。梁启超有段时间住院,思忠很焦急,出了身大汗,随后就着了凉。梁启超当时还打趣说:“忠忠真没出息,这样胆子小,还说在当大将军呢。”尽管如此,他依然支持思忠去美国学习政治、军事。后来,思忠回国后,成为了国民革命军的炮兵上校,在淞沪会战中,表现十分出色。 梁家的9个孩子兴趣志向不一,各有所长。先后有7人到国外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了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但是,他们没有一人留居国外,全都学成就回国了,与祖国共忧患。这也是因为多年来梁启超的身体力行和谆谆教导,早已将对“家国”的情怀根植在孩子们的心里。 在最艰难的时期,梁启超依然坚持“趣味主义”,他说:“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什么悲观、厌世这种字面,在我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也常常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能在成功里头感觉到趣味,也能在失败里头感觉趣味。”他这种乐观的精神在子女身上。也得到了传承。 抗日战争期间,思成、思永两家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大西南,蛰居在偏僻闭塞的四川李庄,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梁思成、林徽因两人还身患重病,家中实在没钱可用的时候,梁思成只能靠典当衣物维持生活,把派克钢笔、手表都“吃”掉了。他还开玩笑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当今的家长,时常担心会不会对孩子“溺爱”。梁启超告诉你:“真正的爱,从来不是一味的满足,而是把美好的品质传授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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