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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

 

 

前文我们说了一大堆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的相似之处,按说两人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就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样,“道”肯定应该是相同的,可两人却偏“道”不同,不仅不同,甚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他们两人的道不同,主要表现在,王安石是一个改革派,而司马光却是一个保守派。
 
王安石为什么要改革?

 

我们先来看下当时的社会形势。宋英宗时,北宋王朝在经历了声势浩大的川蜀农民起义后,又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由于国家财政连年收不抵支,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而与之相伴而行的是官员的数量在不到 60 年的时间里,就由原来的不到一万人增加到了两万四千人,这还不包括多到不知其数的已取得当官资格,但尚未入职的准官员,《宋史》在描述这一现象时,用了“一位未缺,十人竞逐,纡朱满路,袭紫成林”十六个字。

而更让人头疼的是,百分之八九十的官员都以“袭守成规”相标榜,人浮于事,必然导致没人认真做事,整个官场暮气沉沉。与此同时,大臣们还都把心思花在了“广市田宅,争求重利”上,“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公卿大臣占田或千顷而不知止”。大地主不仅与农民的矛盾日益尖锐,与国家的矛盾也在日益加大。
当时,一些有识的士大夫都已感到再不进行改革,已经不行了。早在宋真宗初年,扬州知府王禹偁(也是一个著名诗人、散文家、史学家)就提出了“谨边防,通盟好,削减官兵人数,严选举,使入官不滥”的改革建议。同判礼院宋祁(也是著名词人,就是写过“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那位)等人也针对“三冗”(所谓“三冗”,一谓国有定员而无限官,各级官员比之前增加了五倍;一谓兵员过多,坐耗衣食;一谓僧道无限人数日增而无限员)、“三费”(所谓“三费”,一谓道场醮坛,百司供费无数;一谓京师多建寺观、多设徒卒,导致官府支出的衣粮大增;一谓大臣罢黜,仍带节使度衔,糜费公用钱),而提出了裁减兵员、限制僧道人数,以节省经费的改革建议。


“红杏尚书”宋祁

 


庆历三年(公元 1043 年),宋仁宗尝任命范仲淹(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枢密院是一个专门负责军政要事的部门,权力很大),责成他们“条列当世急务,以致太平”。随后,范仲淹便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主要有“限恩荫、严选官、厚农桑、减徭役、抑制土地兼并和改革过去取士只重诗赋、墨义,而轻策论、操行和贡举制度”等。


 范仲淹


稍后,司马光、苏辙、苏轼等人也都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上下偷安,不为远谋,此最为国家之大患也。”范仲淹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使积弊已久的北宋王朝出现了一些中兴的气象,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治平四年(公元1067 年),英宗驾崩,神宗即位,年轻的神宗皇帝(当时还不到20岁)急于要表现一下自己。但他还是太年轻了,朝气有余而经验不足。朝中的很多元老、重臣,都劝他要遵循祖制,步子迈得不可过大。但神宗皇帝还是任命了激进了改革派代表人物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经过三年准备,又把王安石放在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的位置上,开始了变法。客观地说,王安石主持修订一系列新法,如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置将法、保甲法和保马法等,都十分有利于革除王朝的种种积弊,但就是步子迈得太大了,或者是走得太快了。事实上,新法在推行的过程中,也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司马光作为保守派(这里毫无贬意,因为他们也并不是没有看到再不进行改革,国家就要不行了,只是觉得王安石的改革太过大刀阔斧,容易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时,欧阳修与苏氏兄弟也都是站在司马光这一边的)的代表,与王安石在变法一事上,就从来没有取得过一致。

他们两人一直争论不休,甚至在皇帝面前,也是唇枪舌剑,各说各的理。双如:在增加国家税收上,王安石主张开源、理财,以使国库充盈,而司马光却认为他所谓的开源、理财就是变着法儿地盘剥百姓。但宋神宗最后还是支持了王安石的主张。司马光见自己说不服王安石,又无力改变大局, 便选择了回避与退让。不仅辞去了官职,还离开了京城,来到洛阳,专心著起了他的《资治通鉴》,以示自己不再过问政事。但当他听说新政在推行的过程中,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时,又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劝他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

然而,所谓风水轮流转。神宗死后,哲宗即位,由于哲宗才十岁,还不懂事,只好由高太后临朝主政。而高太后也是一向反对新政的。是以,当高太后临朝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罢了王安石的相,让司马光取而代之。司马光当上宰相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王安石推行的新法都给废除了。这时,王安石也选择了避让,回到老家金陵,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什么时候,都会有一些望风使舵的小人。有人为讨好司马光,就经常当着司马光的面抵毁王安石,并让司马光上表弹劾王安石。却被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王安石鼓吹新法,并没有任何私心,我为什么要弹劾他?”而王安石在罢相后,听说其政敌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而入狱,面临被砍头的危险时,也是挺身而出,为其仗义执言:“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当时,可是苏轼的很多亲戚朋友(当然不包括他的弟弟苏辙),都不敢站出来为他说话呢。


苏轼兄弟


还有,当时有个和司马光是同一阵营的名叫吕献可的人,曾上书神宗皇帝,称王安石“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朴野,而中藏巧诈”“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神宗皇帝本来是要治其离间之罪的,还是王安石帮他说了不少好话,才没把他抓起来,而只是将他贬到邓州,做了一个知府。吕死后,司马光在为他写墓志铭时,也曾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于是,就有人把这个墓志铭拓了去,拿给王安石看,本以为他看后会怒。,同料,他看过之后,非但没有生气,还将拓本挂在墙上,逢人就说:“君实(司马光的字)之文,西汉之文也。”

1086 年5月,王安石病逝于江宁(今南京)。当时也已病重的司马光(五个月后,他也去世了)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不仅深感哀痛,更预感到王安石身后,可能会遭到一些小人的凌辱。马上就挣扎着起身,给右相吕公著写了一封信,说:“介甫(王安石的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为朝廷宜优加厚礼,以绝浮薄之风。”可以说王安石死后能被追封赠太傅,司马光是起了关键的作用的。综上所述,司马光与王安石实虽为政敌,却是知音。他们虽在变法一事上,斗得不可开交,但也都是出于为国为民的公心,是没有掺杂任何个人恩怨的君子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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