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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在中国各个电影院的排片档期里都能找到《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舞台姐妹》这“青春三部曲”。片中的“林道静”、“陶岚”等角色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化身,而饰演者也凭借这些人物形象成为了人们心中“美丽”、“善良”和“勇敢”的代名词。她——就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谢芳。
      林道静”这一角色的成功使她一炮走红,荣登上新中国“22大明星”行列,成了“第一代知性女性的银幕代言人”。她在故事片《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舞台姐妹》中塑造的林道静、陶岚、竺春花这三个银幕人物形象颇具光彩,感染、教育了几代人,给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50多年日月更替,人们提到谢芳时,还常常冠以“林道静”的称谓,可见观众对她的厚爱一直不变。此后她一直没有离开影视圈。第25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上,她和陶玉玲、葛存壮、梁信四位老艺术家获得“终生成就电影艺术家”称号。
      在我的印象中,谢芳老师永远开朗豁达。10年前一个美丽仲夏夜,在香山一个大型的篝火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谢芳张目夫妇。当时她为几百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们表演节目,深情演唱了《五月的鲜花》《我心中的玫瑰》等歌曲,至今印象深刻。在面对镜头时,她眼角一抬,举手投足间星味十足,并且神情中还带着几分娇俏。
“电影已经伴随我走了一生,也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现在我开始圆梦了……”“圆梦?”“是,是圆梦啊!”她见我很惊讶的样子,拿起笔爽快地写下了几个字——“奥运和美,世界和平”。 一说起“圆梦”,她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当时还是供给制,进团后每人发一套列宁式的灰布制服,每月生活费是四万元(合现在的人民币四元左右),女同志还发有卫生费,伙食由公家供给。吃饭时,八个人围着一大碗菜,还得站着吃。而我由于从小在家孤单惯了,不好意思,常常面壁而食……1952年冬天,我刚满16岁,文工团去湖南道县参加‘土改’,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一天的辛勤劳动结束之后,便在烟雾弥漫的屋子里开会……”
      谈起那段在工地当广播员的日子,她告诉记者:“上工地前,我的行李包里放着母亲给我准备的一双棉鞋和一双毛线袜,开始时我还舍不得穿,但劳动一天下来,它们就成了宝贝了。你想啊,一天下来,最难受的要算是我那一双又冷又湿的脚了。母亲给我的礼物,我做了合理的安排——上工时,我只穿单鞋、毛线袜,收工后再换上棉鞋。每当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工棚,用热水洗了脚,再换上那双十分干净的棉鞋时所感受到的那种舒服劲儿,那种温暖和万分满足的心情,我想是世界上任何金钱也买不到的。我至今记得,那双还是在‘土改’时母亲给我手织的红毛线袜,劳动全部结束后,它成了一块‘铁饼’。所以我后来在拍摄影片时,无论吃多大的苦,遭多大的罪,都觉得没什么。”
      今年7月1日,谢芳携手老伴张目,参加了一个大型活动。此次相见,她满头白发依然浓密,精神状态和记忆力仍然让人惊叹。问起老人家记忆深处最让她难忘的经历,竟然是她的“演讲比赛”奖和她父亲对她的爱。
       1949年,父亲把她从沙田送过深圳罗湖桥,到广州宝安县县立中学去念初二,一次回来的路上,遇上飞机轰炸,她和父亲躲到公路下面一个只能容一个人的洞里,为了让父亲的头能进入洞内,她把自己的头伸出洞外,炸弹在离他们数尺远的地方炸开。在那个学校,她爱上了演讲。乘凉的夜晚,她常去过堂里参加演讲比赛。她演讲的题目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主要是受她父亲的影响。她的父亲谢受灵先生是基督教神学院的著名教授,母亲姚育英曾是燕京大学儿童教育心理系的高才生,性格刚毅聪敏,遇事不慌。
       父亲曾多次去国外留学,英语极好,擅长于翻译著作,他虽然从事神学研究,但却特别爱国,十分拥护中国共产党。从父亲那里,她经常听到李公仆、闻一多等人的名字,他常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她讲一些科学常识,让她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在父亲的影响下,她也爱看《大公报》,常常把报纸故意露着插在工装裤的口袋里。所以那次演讲,让她激情满怀,获得了全校演讲比赛的第二名。放假回家时,她为了让父亲有份惊喜便把奖状放在行李包里。可是在她过深圳罗湖桥时,遇到了一位好事的警察,打开她的行李包时,看到首先露出的那张比赛的奖状,就惊呆在那里了……
       谢芳曾经是一位优秀的歌剧演员,退休后还经常在一些文化活动和文艺晚会上,和老伴一起放声歌唱,这成了她晚年生活的一大乐趣。房前屋后以及阳台上,她种了数十种花草。她经常给花翻土、浇水、剪枝、拔草、杀虫等,这些轻微的劳动,既锻炼了身体,又陶冶了性情。
      记得她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青春在的时候,就要努力追逐你的梦想……当青春流逝,生命几近尽头的时候,我们要坦然面对,‘笑着走’,给后人留下一些真善美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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