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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年,一个由李叔同、欧阳予倩等组成的中国留日学生文艺团体“春柳社”在东京演出《茶花女》片段和《黑奴吁天录》,拉开了话剧这一舶来艺术百年中国化历程的序幕。同年,王钟声在上海创办“春阳社”并演出《黑奴吁天录》,正式开启了中国话剧的百年之路,谱写了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光辉的世纪篇章。2017年,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
      从艺77年,伴随人艺67年,见证话剧百年。北京人艺老艺术家郑榕,88岁还在话剧舞台上表演,93岁高龄但依然执着中国话剧发展之路,他用特殊方式见证着中国话剧百年成长之路,他撰文《我对中国话剧的自信从哪里来?》,文中他讲述了自己从第一次看话剧,到自己演话剧,再到潜心钻研话剧,他说:“是这些演出给了我对中国话剧的自信。”
      一个阳光热烈的午后,坐着地铁、骑着摩拜,来到郑榕老师位于亦庄的家中。每次看到他出现在公众视线中他都坐着轮椅,知道他的腰不好,但看着他几乎弯成90度的腰,还是有些惊讶。尽管腰不好,郑榕老师仍旧迎到门口,他的精神矍铄,目光有神,声音洪亮,只是有些耳背,从他的“咬文嚼字”中能感受到这位老艺术家当初舞台上的风采,采访中记者总是不自然想起《茶馆》中他那句经典的台词,“我爱咱们的国啊,可谁爱我呀?”
      如今老人因为腰不好,只能推着个带轮子的椅子在家里活动,过着早睡早起、看书写字的生活。郑榕老师给记者讲述了自己从出生,到结缘话剧的故事。他说,因为从小不能走出家中的大铁门,只有外出看戏才有机会出去,所以从小郑榕便深刻地认为:舞台是另一个天地。这也是童年的他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
      采访中,郑榕老师从来都不掩饰自己学生时代并不是常人眼中的好学生,他说自己从小就喜欢画小人,最喜欢叶浅予画的《上海漫画》,后来喜欢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受此影响后来自己也临摹绘画,只是读的书不多,但他也在学校里发现了自己的一生所爱:“在学校里学习不行,又胖又笨,功课不及格,跑步落在女生后面……”直到在学校里一次演戏,他跟戏剧结了缘。有机会登台,郑榕终于发现自己的特长,并从中找到自信。 
      从前郑榕曾接受过本刊的采访,所以看到他在茶几上特意摆放着《人物周刊》,这是他从家里收集的资料中特意翻找出来的,印象深刻的是采访中,说到哪一段历史的时候,郑榕老师都会找出相关的资料,他收藏的资料都是一丝不苟,而且他能清楚的知道放在哪里,有些孤品资料,他会说,“我只有这一份,不能给你了。”
      2015年冬天他搬到了位于亦庄的一处住所,空间更大,小区里绿树环绕、人少清静。对于自己的身体,郑榕老师简单介绍了一下过往病史,他的腰一直不好,虽然并不疼,但就是直不起来,需要推着车才能走,行动不方便,他说以前还偶尔出去散步,但新住进的小区,地上铺的花石砖,地不平出去就更困难了,他一般只在屋子里走走不出去了。虽然上了年纪,耳朵有些聋了,但他一直没有停下思考,看书时间也过得很快。他说从年轻时就喜欢简单清淡的饮食,害怕出去吃饭。
      与生活上的极简相比,郑榕老师对艺术是极其认真的,一辈子都是如此。作为北京人艺艺委会顾问,以前剧院一有新戏他都要去看一看,但近两年因为身体原因,他很久没去看戏了。他说:“说实话现在好多新派话剧我也看不懂,跟我们的观念也不一样,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对一战结束后西方精神危机做出的反映,或是逃避现实,或是对人生的绝望,和我们国家正在大力创新、前进的现状很不一致。”
      采访中,郑榕老师说:“如今我们国家发展,经济增长,网络普及,有的人盲目崇拜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在艺术上,追求个人自由意志的发挥,个性的凸显,认为这才叫艺术。原来我对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自信,后来有幸遇到了焦菊隐、老舍、曹禺这些名家,到了晚年,我才弄懂了一点东西。我的晚年,生活得非常愉快。我还尽量在写一些东西,为人艺做一些事情。”
      郑榕觉得盲目崇拜西方,说明缺乏自信,把西方所有的理论都当作普遍真理来看待、接受,认为只有西方的才是最好的,是错误的:“我们是需要借鉴西方,但在向西方借鉴时,不能滥用外来的理念,要在切实考量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整合进我们自身的价值追求。”
      “文革”以后,“人艺”很注重艺术总结,郑榕也写了不少表演方面的研究论文,逐步求得学习的深入,这么多年来他写出并刊发了许多文章,他一直很谦逊,虽然一直写作,他仍旧认为自己读的书不多,唯有勤奋和严谨。
      老人家做事是极其认真的,采访中途家中来了其他客人,但自始至终我们对话中他都盯着我,看清楚我的问题,他就是这样一丝不苟。在舞台上他无时无刻不琢磨着角色,舞台下他还为中国话剧发展操着心,郑榕老师这一生的热情和好时光全都给了中国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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