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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载铸就普法金名片

————记北京广播电视台科教频道《法治进行时》开播20年

作者:刘颖  来源:  时间:2020-01-20

     还记得20年前的自己什么模样吗?
     蹒跚学步、意气风发,还是早已功成名就?呵呵,别拽了。比你对这20年记录更清晰的是它——诞生于1999年12月27日的BTV科教《法治进行时》。从那一天起,这档节目就成为了时代最忠实的记录者,将你我他生活定格于荧屏的同时,更守望着北京老百姓的一方平安。
     爱看电视的北京观众都有个习惯,每到中午十二点,遥控器按到BTV科教,循着那声清脆的开场曲,便搭上了《法治进行时》这趟高速列车。20年中,这趟列车带领观众去到过所有北京重大案件的事发现场,深入过市井百姓最熟悉的街头巷尾,到达过每一个抢险救灾的战斗前沿,更旁听过每个大案要案的庭审现场。与节目共成长20年、如今是BTV科教频道副主任的王勇这样说道:“20年中,我们不变的只有名字,其他一切都在变。节目始终践行着‘进行时’的概念,我们永远在路上。”

 

《法治进行时》办公室墙上的锦旗

 

【数字的背后】
一个令人瞠目的收视神话

      想知道在20年中,《法治进行时》的影响力吗?
      先来看组数字——
      2010年,《法治进行时》创造了15.9%的收视率,并曾连续十年广告收入超过一个亿,创造了中国电视史上难以超越的一个奇迹;20年来,北京警方通过《法治进行时》发出的征询线索,有97%的犯罪嫌疑人或自首,或被观众举报了出来;2018、2019连续两年,节目全网直播了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组织的6次执行活动,超过1亿网友同步在线观看;去年5月,“陈海涛恶势力团伙覆灭记”通过新媒体全网播发后,视频播放量在一天内就突破了1个亿。
      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法治进行时》的每个人所经历的不是欢喜或得意,而是一次次阵痛与重新出发。

 

15.9%      收视率是悬在每个电视人心头的一把剑。《法治进行时》自开创伊始,从“不被看好”到“如约守候”,在十年间,收视率稳步持续上升,并终于在2010创造了单期节目收视率的最高峰15.9%。这对于一档午间法制类节目来说,几乎是神话。
      在这里工作了20年的陶继忠现在是节目的制片人。他说节目创办之初,很多人并不看好。“他们觉得这支队伍特别奇怪。做的不是新闻,是案件。但我们一直强调,我们不做案发,做的是破案首发。慢慢的,观众就找到了规律,在报纸上看到一起案件告破,第二天一定要来《法治进行时》看看这起案件到底怎么破的。”那些年中,节目组在研发上下了很大功夫,力求把法制类节目的专业化做到极致。他介绍,当时节目的三大板块各具特色。“现场目击是原汁原味的新闻纪实,现场交锋是通过采访探究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现场提示则是通过短剧来揭秘骗局。”

      节目主持人王振龙是观众特别熟悉的面孔。他2001年来到节目组,三年后成为出镜记者,2008年担任节目主编。说到15.9%这个数字,王振龙仍清晰地记得那期节目的内容。“那是一位姓高的记者拍摄的新东方绑架案,当时这个案件社会反响极大,收视率也跟着一飞冲天。”他回忆道,那时节目组每个人都像打了鸡血,玩儿命似的要把片子做好。“实际上,节目的收视率越高,我们的压力越大。每当有一个新的收视率高点出现,我们内心的压力就会增加几分。当时节目组里大家普遍的心态是既干劲十足,又压力十足。”

 

97%      68429830是《法治进行时》的热线电话,也是一条架设在观众和节目之间的空中桥梁。即便是在20年后的今天,编辑们每天还会接到50到80个热线电话。千万别小看这条热线的作用,这些年来它俨然成了打击违法犯罪的一件重器。
      陶继忠介绍,20年来,北京警方通过《法治进行时》发出的征询线索,有97%的犯罪嫌疑人或自首,或被观众举报了出来。与北京市公安局形成了合力打击违法犯罪的雷霆之势。比如因杀人被警方通缉的郝志星,《法治进行时》播出通缉令的当天,刑侦支队就接到了100多个举报电话;20岁的王勇超因抢劫致被害人死亡,照片上了节目的第二天就被观众指认出来;还有在北京两家医院扎伤多名医生后逃匿的吕福克,征询线索播出一周后,一位河北廊坊的观众在收看节目时发现,刚刚住到他家的客人就是这名在逃嫌疑人。
      节目副制片人郭玉林告诉记者,如今,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警方发布通缉令的手段更多了,电视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渠道了。但是,观众对于《法治进行时》的信任度还是依旧不减。他们每天还会接到80多个热线电话,其中以纠纷、提供线索、寻求帮助为主。

 

1亿      移动时代的到来给《法治进行时》提供了又一次崭新的机会。从2016年开始,他们成立了新媒体部,希望能利用这次机会成为全国性的法治内容发布平台。
      王勇告诉记者:“我们想利用好这个机会,让它成为20年到来之际节目全新发展的一个真正的节点。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要重新出发。在移动端,我们还是新兵。有人说电视媒体在没落,但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做内容的媒体人来说,无非就是换了一个平台。我们怎样来适应平台的转换,怎么来适应技术的升级,是必须思考的问题。即使我们手握金字招牌,一旦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还是会被淘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面临很多挑战与压力。”
      2019年5月30日,受北京市委政法委指派,《法治进行时》栏目独家制作播出了“陈海涛恶势力团伙覆灭记”,《法治进行时》新媒体在各大网络平台同步进行了全网播发,视频播放量在一天内就突破了1个亿。负责融媒体部的刘井元告诉记者,“1亿”这个数字是大家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全组人都格外振奋。
      负责那条短视频制作的唐宇声说:“当时,这个案件在电视端播出的是一期50分钟的节目。放到新媒体端,我们只从中截取了一个短视频。当时陈海涛被押上法庭的时候,他的儿子也是一起被押送去的。他从警车上下来时还很嚣张,走路一扭一扭的,脸上带着不忿的表情。我们就是抓住了这个细节。没想到,这条短视频在抖音上一下子就火了。我们团队中基本都是90后年轻人,他们的角度和想法都很新,一下子就抓住了年轻网友的兴趣点。”

 

【节目的背后】
20年初衷始终未变

 

      《法治进行时》从诞生那刻起,就与北京的法治生活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20年间,他们也深刻体会到,层出不穷的各类犯罪所毁掉的不仅仅是家庭的幸福,更是社会的稳定。作为百姓信任的媒体,他们有责任去发现和阻止那双伸向弱势群体的黑手,维护人民的权益。

一个案件催生出的节目
      作为《法治进行时》最元老的成员,制片人陶继忠清楚记得20年前的一起案件是如何催生出《法治进行时》的。“上世纪90年代,政法系统的新闻是封闭的,尤其是公安新闻。那时北京街头出现各种骗局,丢金表、卖金佛、刷美元。另外,那时的流氓恶势力也不少,百姓的安全感不够。在1996年左右,北京出现了‘凿奔儿’案,那伙儿人非常猖獗,在北京作案10多起,最后一起的受害者是一位老民警。这起案件的社会影响非常坏,对当时的《北京新闻》政法科科长徐滔触动很大。很多老百姓在质疑公安局为什么没有预警系统,能让大家提前预防。”在这样的背景下,《法治进行时》应运而生。“创办这档节目,大家的初衷只有一个——警示犯罪。我们希望能够打造一档老百姓身边的法治教科书。观众只要看了节目,就能知道身边的治安环境,知道最新的骗局圈套,知道现在最要防范什么样的侵害。”
      陶继忠强调,20年过去了,时代变了,语境变了,传播手段变了,但他们的初衷始终没有变。“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要做的就是预警,关心的就是北京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20年中,《法治进行时》除了报道北京发生的法治新闻外,也经常主动出击,根据热线提供的线索,破获了多起大案。陶继忠至今仍然记得,包括亿霖传销案、P2P骗局等在内的案件,都是《法治进行时》首先揭露出来的。“主动出击不仅让我们的节目内容丰富,也同时赢得了公安系统对我们的认可。”

20载恪守“永远在路上”
      回首20年,王勇主任也概括出了《法治进行时》的生长图。“开始,我们走的是特色化,从第一期节目起就特别与众不同,用现场感极强的画面语言来讲述法治故事。这是观众们没有看到过的。初战告捷后,节目继续朝着品牌化的道路迈进,成为了京城家喻户晓的电视名牌栏目。之后,《法治进行时》开始形成规模化,以其为龙头,衍生出了《现场说法》《第三调解室》《法治中国60分》《庭审纪实》《警法目录》等,打造出了三个小时的午间法治时段。在媒体格局发生变化后,节目也遇到了广告收入锐减,人员流动的问题,节目组开始搭建融媒体团队。要在新媒体时代,为节目寻找新的增长点。”
      可喜的是,如今的《法治进行时》已经变成拥有图文、评论、短视频、网络直播、网络商城等多种形式的全媒体平台,满足了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快手等近1000万粉丝的差异化需求。

 

【镜头的背后】
一群最不像记者的记者

 

      《法治进行时》的记者是一群最不像记者的记者。用制片人陶继忠的话说,“他们就是一群‘傻子’,领导说要攻山头,他们就想办法去攻下来,没人会考虑到危险和利益。我们的记者被保安扣过,被人打过,这种事情很多。”
      但他同时也赞叹,他们是一群牛人。“我们的记者个个都很牛,亿霖、蒙京华、平安调查局等这些大案都是我们记者第一个爆出来的。他们从不考虑个人安危,新闻就是他们的生命。我们还有一群很牛的合作伙伴,这也正是《法治进行时》屹立20年不倒的原因之一。”

 

贾术杰:我是进行时里“最楞”的记者
      2003年,刚到《法治进行时》实习的贾术杰接到了一通观众热线电话,说在当时的玉泉营交通枢纽有一伙人,佯装耳朵被撞出血,专门诈骗路过的农民工或外地人。问清了位置,贾术杰撂下电话就直奔玉泉营。
      他把一辆捷达车停在事发现场附近,一个人窝在车里整整20多天,拍下了这伙人的犯罪全过程。“我当时是个新记者,胆特别小。四个车门都锁上了,还是不敢把摄像机拿出来。他们这伙人有十几个,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啊。我度过了20多天担惊受怕的偷拍生活。拍完后,我拿着录像带就到辖区派出所去报警。一位姓唐的警长接待了我。他看完都惊了,愣了半天才问我:你们记者还有这种职责?有了证据,警察很快就出动将这伙人一网打尽了。”

每个记者都是无畏的战士
      2004年开始,贾术杰开始负责消防口的新闻报道。从那以后,北京所有的火灾现场,他必到。玉泉营油罐着火时,他正在现场,油罐砰砰地爆炸,摄像机被震得直摇晃。木樨园百荣商城火灾时,他和同事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采访报道。
      他还经历过很多次“被围攻”。
      “有个村子在道路上设路障非法收费,我和同事就去现场拍摄,没想到被围在了乡政府。虽然对方没有动手,但现场情况仍然很危急。在平谷有架飞机坠落,我们到达现场后,当地人拿着大斧头、灭火器出来阻挠我们拍摄。”贾术杰说,像这样的事情,几乎每个“进行时”的记者都遇到过。
      贾术杰当过五年兵,受过训练。去年密云发大水,他和一位摄像走了20公里山路才走到山上,肩膀上还扛着要给老百姓送去的方便面、食品和水,他们在山上一待就是一个礼拜,连消防队的领导都说:你们是我见过最厉害的记者。”
      “《法治进行时》能走到20年,不是平白无故的。它背后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在时刻拼搏,在坚守着阵地,在努力守护这个金字招牌。节目组的每个记者都是无畏的战士。这么多年,我们就是这么拼过来的。”贾术杰紧握着拳头坚定地说。17年中的三个“最”
      最感动——2004年左右,他去拍摄一场火灾。通过种种努力终于到达第一现场时,一群人呼啦就围了上来,抢走了他的摄像机和记者证,还把他捆了起来。“我当时有点慌了,正在发愁该怎么办,突然想起了当时制片人徐滔常说的一句话:有任何事情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她。我好不容易掏出了手机拨通了徐总的电话。电话那头,她很镇定地说:等着,我马上去。他们直接开车就杀过来了,很顺利把我接了出来。” 
      那是贾术杰来到《法治进行时》的第二年,这件事对他触动特别大。从那一刻起,他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在这个岗位上好好干,要对得起领导的爱护。
      最风光——2004年6月,北京的京民大厦发生火灾,现场非常惨烈。贾术杰接到通知后,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了现场。那天火势特别猛,所有的记者都被挡在了外面。这时,他又想起了徐滔的话,就把电话打了过去。恰好那天是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仪式,她正在参加火炬传递。问清情况后,她让贾术杰先拍外围,她马上过来。不一会儿,徐滔出现在现场,跟安保人员简单交流了几句,就带着贾术杰一起进了现场,所有记者都感觉不可思议。
      最遗憾——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贾术杰了解到北京消防可能要去汶川参加抢险救援。他多方努力,好不容易协调到了一个名额。等他满心欢喜回到节目组,徐滔却说:你不能去,因为你有家,有父母,孩子还小,汶川很危险。最后,节目组派了一位年轻记者去了汶川。
      “这件事是我一直以来的遗憾。但特别真切感觉到这个集体是何等温暖友爱。”
      贾术杰在《法治进行时》当了8年记者、8年主编。“这中间我并不是没有别的选择,也有很多人高薪来挖我。但我舍不得离开这里,因为我把最美好的青春和年华都奉献给了《法治进行时》,我和它是一起成长起来的。我就是《法治进行时》里最楞的一个记者,会继续陪伴节目往前走。”

刘航:第一个采访“亿霖”的摄像记者
      高高瘦瘦的刘航是位老摄像。别看他平常总是乐呵呵,但15年在《法治进行时》的摄像生涯让他历练出遇事不惊的从容淡定。

追踪热线揭发“亿霖”
      曾经轰动一时的“亿霖集团案”是北京有史以来最大的传销案件。受到广告宣传的诱惑,全国共有2万余人缴纳了购买林地款,亿霖集团的非法经营额达到16亿元。这个案件最早的线索就来源于《法治进行时》的热线。刘航就是被派出调查的第一路记者。
      “我和同事第一时间就去采访了打热线的那位老先生。他很较真,告诉我们拿到林地证后他就去实地看了,根本没有森林,就是一片大沙漠。后来,他还到朝阳法院打官司,要求退款。最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挽回了损失,被退赔了80%。此外,我们还去亿霖公司实地采访,他们一看到记者来,马上就关门不营业了。”刘航说,这条新闻播出后引起轩然大波,自己本来成就感满满,结果回家后却遭当头一棒。“我父母把我叫进屋,说看了新闻后才知道亿霖是非法传销。但他们也背着我买了几万块钱的林地。我事先根本不知道,一听就蒙了,赶紧让他们去报案。”

“卧底偷拍”是家常便饭
      在《法治进行时》当摄像记者,除了腿勤嘴勤,还要胆大心细。刚跑公安口的时候,他也参加过警方的取证和抓捕。“抓捕犯罪嫌疑人并不像观众想的那么顺利。警察要先期去调查接触,走访摸排,再组织警力去抓捕。抓人只是一瞬间,最辛苦的是整个过程。他们在中间所付出的辛苦我拍过很多,但都无法展示出来。”
      刘航告诉记者,他用过很多种摄像机。大的摄像机就是肩膀扛的,一般庭审现场都会用这种,拍的画面清晰稳定。出现场时,他会用小的DV来拍摄,有时候来不及就用手机拍。
      刘航与其他摄像最大不同的,是他用过很多种密拍机,纽扣的、眼镜的、手包的等等。有一段时间,北京的黑导游很猖獗。组里派刘航去卧底调查。他按照小广告上的电话打了过去,约好次日集合的时间地点。第二天,他夹着个“手包”就上了大巴。“在车上,黑导游就开始忽悠,让游客们花钱。游客们感觉像被绑架了。中午吃的馒头都是馊的。我用密拍包把这全过程都拍了下来。中间几度差点被发现。因为细节拍不清楚。偶尔我还要趁他们不注意把机器拿出来拍。回来后,这条新闻也引起了很多部门的关注,黑导游从此彻底消失了。”

 

唐宇声:从一线记者到“爆款”推手
      唐宇声算是《法治进行时》的新鲜血液,2010年底,他加入其中并负责采访报道公安新闻。如今,他是融媒体部的得力干将。这样的“跨界”,皆因一次偶然。

“雷洋案”让他开启了新媒体生涯
      2016年,“雷洋案”曾引起社会轰动,针对“警方执法力度”的讨论也愈演愈烈。唐宇声当时正好跑基层派出所,认识很多基层民警。“我在采访中,每每和民警说起这件事,他们都会跟我吐苦水,说邢所长也有很多委屈。”和基层民警打了六年的交道,唐宇声对他们有着很深的感情。这一次,他深切感受到民警内心强烈的表达愿望,决心要做点什么。回到家,他立刻开通了一个微信公众号——水母真探社。“我的初衷是希望大家了解到真正的民警什么样,发表的内容都是我在采访中获得的独家信息。没想到,写到第3天时就出了十万加,写到第8天就出了百万加。这个公号涨粉涨得很快,一篇文章就能涨三万。当时节目组正好成立新媒体部,领导就把我从一线调了过去。”

“抖音”成2019年最快增长媒体
      去年,《法治进行时》在抖音上的成绩斐然。“在工作总结中,我们本来想把百万加以上点击量的短视频筛出来,结果发现千万加以上的都太多。”他告诉记者,在抖音上最火的是交通类的视频,网友特别喜欢看交警查酒驾、查假牌子,尤其喜欢看豪车司机被查。
      回忆起《法治进行时》在抖音上的第一个爆款,他说是大家都没想到的。“当时,在王府井一个餐馆里,有人吃霸王餐,点了一桌很贵的饭菜,还有名酒,结账时他说自己没钱。我们从30分钟节目里摘取了15秒制作成段视频,没想到在抖音端阅读量一下就飙到了1000多万,就很受欢迎。”
      唐宇声告诉记者,新媒体团队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90后,没有一线经历。而他所拥有的七年记者生涯正好让整个团队都受益。“我把我对公安的认识和理解都带了进来,希望能借助新媒体更多宣扬公检法的正能量,成为一道架在公检法系统和北京老百姓之间的桥梁。”
      现在,新媒体团队也在积极寻求合作,想办法拿到更多独家素材。“我们掌握了网络直播技术,一个人背着4G背包和手机就可以完成。此外,我们现在也会拍些小短剧,尝试更多的发展机会。”他说。

王振龙:最不像主持人的主持人
      今年是王振龙来到《法治进行时》第18年,也是他出镜的第15年。曾经有观众调侃他是最不像主持人的主持人,王振龙一听就乐了。

“我只想成为一名会讲故事的人”
      “我一直就没把自己当主持人,我给自己的定位是讲故事的人,我的工作就是把别人的故事讲给你听。我当过七年一线记者,去过北京所有的监狱和法院,也走进过普通市民家庭,在偏远山区老乡家里,他们留我吃饭,一掀开锅盖里面只有四块半红薯,我当时眼泪就快掉下来了。可以说,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和故事,我讲了十几年也不觉得累。”
      节目组也曾经想引进新鲜血液,起用传媒大学播音专业的毕业生来当主持人,但试镜后,大家总感觉有点不对劲。“新人对我们节目不够了解。我虽然不是科班学播音的,但我是和《法治进行时》一起成长起来的,非常了解这个节目的风格和分寸感。”
      王振龙说,想要主持好《法治进行时》,火候掌握很重要。“我们说话要严肃,同时又不能沉重,这个度不是很好把握。”

“见义勇为”是生活常态
      和组里的记者们一样,王振龙在生活中也经常见义勇为。一天早上,他跟往常一样步行去地铁站,刚出小区迎面就遇到两个男人,擦肩而过的瞬间,他下意识扫了这两人一眼,感觉似乎有点反常。不一会儿,他就听到后边有人嚷嚷,再回头看,那两个男人已经被旁边人摁倒在地,原来是两个小偷。被摁倒后,其中一个人不断挣扎,旁边一个女孩大喊谁能来帮忙?王振龙赶紧冲上去,一起帮忙制服了小偷。
      “能在《法治进行时》工作,是我最幸运和骄傲的事情。现在,社会上很多年轻人都经常换工作,为什么《法治进行时》的记者一干就是5年、10年,甚至是15年。就是因为我们喜欢这份工作,愿意踏踏实实、心无旁骛地把该做的事做好,愿意做百姓的守护人。”王振龙说。

重任在肩的融媒体团队

 

【时间的背后】法治环境发生巨变
      随着时代的进步,北京的法治大环境也发生了巨变。恶性案件少了,和谐互动多了,执法透明了,猜忌埋怨也不再有了,百姓心里也越来越亮堂了。作为新闻媒体,《法治进行时》在这20年用实际行动为社会法治环境的变化贡献了自己力量。

      尽管在20年中,节目经历了多次阵痛式的改革,但北京的法治大环境的巨变也让节目组感到深深的欣慰,他们实现了最初的承诺,为社会环境的净化贡献出新闻媒体的力量。陶继忠说:“这样的局面应该说是《法治进行时》一直努力的愿景。我们的消息源虽然减少了,但《法治进行时》始终紧贴着时代的脉搏。比如前段时间北京市公安局授予义达里小区为标兵小区,十年无刑案。我就希望我们的记者能沉到这个小区的派出所,探究一下他们到底怎样能让辖区十年无刑案,这是我特别好奇的。”
      副制片人郭玉林表示:“20年间,北京法治环境发生着巨变,开始是以打击警示为主,之后开始彰显执法人性化,再到现在和谐透明的法制环境。可以说,《法治进行时》对于北京市的贡献都是巨大的,它的出现让北京市在普法和警示教育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是需要法治来规范社会行为的。”他表示,这些年来《法治进行时》制作了很多普法警示的节目,如骗局揭秘、曝光套路贷、揭发涉黑案件等,都很受好评。“我们作为媒体人,光发现社会痛点不行,还要把它们揭发出来。从社会反响上看,都是很不错的。”

 

【结束语】
       1999年,在位于西三环的北京电视台六层的一个电梯间里,《法治进行时》诞生了。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挤满了横七竖八的办公桌。最亮丽的风景线要数进门左转最角落的那张桌子,隔断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简报,桌角上还摆放了个精致的小花瓶,里面插着一枝含苞待放的红玫瑰。这是当时制片人徐滔的办公桌。当时,所有人都几乎吃住在组里,随时准备出发采访。这道风景线也成为了他们心里最温暖的“家”。
       2018年12月,他们搬进了位于CBD的新家,宽敞明亮的办公室人头攒动,墙上层层叠叠的锦旗已经挂不下了,奖杯奖状也装满了好几个柜子。这道风景线仍然照亮着每个老记者的内心,让他们随时积蓄能量,随时准备出发。
       一档节目生存20年的秘诀?依我看,没有别的,就像老记者贾术杰在采访中时刻紧握的拳头,他们不敢放松,也不能放松,因为肩上那份责任始终没有改变——要守望一方百姓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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